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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章．夢想
〈歡聚歌〉
 
 

就我而言，「為什麼要投入心力在一件事情上」，是一道值得思索的問題。這道問題再加上我對於理論化以及整全化的興趣，就成為了追求我生命信仰的動力。而我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位置，我也不排斥宣稱自己是個「儒學主義者」，困難之處不在於表態的勇氣，而在於釐清「儒學」的指涉與內涵。
 
我自己對儒學下的定義是：以孔子的生命傳記作為價值根源的思想。當然，傳記的具體內容為何？價值的立論基礎何在？這樣的思想如何可能？這些問題，涉及到考古學、史學、文學、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關懷的不同，出發點的不同，視角的不同，得到的結果也不同。認為孔子傳承六經的人，自然就會把詩書禮易春秋當成永恆的典範。認為孔子位居素王的人，自然就會在斷簡殘篇中發現許諾著世界大同的預言。認為孔子與天人合一無入而不自得的人，自然就會把其言行舉止奉為立人極之圭臬。而儒學的體制化──如同其他宗教信仰的體制化──那些選擇與君／父／夫權威站在一起的人，自然就會在四書五經裡頭找到鞏固自身利益的資源。
 

我熱愛權力，但我也深知權力腐蝕人心之深之急。熱愛權力，所以不排斥舒展自己的影響力。深知權力腐蝕人心，所以對於那個「位」──不管是掛名的頭銜抑或發言的場合──總是能免則免。權力與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追求理念就會欲求權力，追逐權力也會要理念為之妝點。政治行為勢必是多重性的，那是利害、慾望、衝動、願景的疊合交錯。
 
學生自治當然是政治的場域，毋須贅言。可以多說一點的是，為什麼我願意投身這個圈子（有些人不喜歡『圈子』這個詞，但我用在這裡，就是要強調這個場域的封閉性）。在第二十一屆的福利部，我認識到專業分工與組織行動的重要性。在野草莓的廣場，我目睹到欠缺互信基礎的合作，會讓一群美好的人作出醜惡的事。在百大維新的過程，我發現只要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建立起來，就可以創造許許多多的可能。在學代大會的議場，我明白不僅一個人難以成大事，散漫的一群人也難免事倍功半。在九十九學年的下學期，我擔心這個網絡看不見自己的問題。在東亞青年論壇之後，我焦慮這個好不容易略具規模的網絡將從此潰散。慶幸的是，事態的發展沒有這麼糟糕。
 

前些日子，一群自詡左翼的團體舉辦了場「反高學費論壇」。說是反高學費其實不太恰當，正式名稱其實是：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反學費論壇。不少朋友參與其中，因緣際會下，我也印了該場論壇的會議手冊，趁著在清華大學陪考的空閒，讀了與會人士發表的文章。細節不論，姑且整理一下草率瀏覽過的心得。
 
簡單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學同時扮演著雙重角色：生產知識的工廠與訓練優質勞動力的養殖場。以往，研發乃是屬於個人的事業，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蓬勃興盛，研發所帶來的「創造性壟斷」效應逐漸受到重視，國家與資本家逐漸嘗試將「研發」收攏到自己的支配下，現代型大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而來。

近來教育部公布《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綱》草案，引起不少爭議，然而討論的焦點，或問「考或不考」，或問「該怎麼教」，有些人關注「為什麼是中華文化」，有些人關注「為什麼只有儒家」。然而，儘管12年國教早已成為教育部的政策目標，卻少有人關注「文化基本教材在義務教育中所發揮的功能」，也少有人問「文化基本教材到底有沒有必要」？
 
高中教育作為義務教育，限制著青少年的行動自由，一星期5天，每天最少9小時，雖然很難說這樣是「健康的」或「好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這樣的制度安排，對台灣社會似乎是不得不然。既然非得階段性地接受這種「每周5天加上每天9小時」的課程規模，如果我們希望高中生活得更有成就感、更有樂趣、更有尊嚴，那調整義務教育課程的授課內容與授課形式，就是在條件限制下漸進改革可能選項。

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辨析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明的文化精神，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裡，則強調，中國文化欠缺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條件。基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殊性，故梁漱溟主張，應自創合乎中國文化精神的政治制度。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主張「透過」知識分子參與農民的團結，來「調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而「實現」所謂新禮俗的建設。
透過、調和、實現，這三者的連結如何可能？這姑且不論。梁氏辨析中西印的文化精神，相當精采；然而，他把知識分子的大傳統與農民的小傳統混同了，卻顯得含糊。梁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並將中西文化對舉，這兩點特徵，算是開了先河。然而這兩點特徵，卻也成了後來現代新儒家的通病，前者，招來了文化決定論、文化本質論、教育萬能論；後者，則忽略了，文化本身，就是被各種權力形塑出來的結果。當代的社會科學與文化研究，則分別對前後兩點提出嚴厲的批判。但批判的同時，卻也是進步的契機。
我一直覺得，現代新儒家的出路在於梁漱溟身上，不在於他的思想，在於他的行動。

當儒學作為政治哲學的時候，總是會被扣上泛道德主義的帽子。或許這頂帽子很適合儒學的作風與性格，但把這頂帽子指認作儒學的頭腦，怎麼樣都不能說是合理的事情。更何況這頂帽子還是別人給她安上的。
 
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把政治問題歸結成道德問題，然而道德與政治卻是兩個不能化約等同的領域。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對政治人物課予很高的道德標準，然而高道德標準並不能解決政治問題。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也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認為要解決政治問題就要先解決道德問題，然而兩者並沒有因果關係。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
 

很多人知道我的興趣在於儒學，都很驚訝。可能覺得冒犯，可能覺得興趣不需要理由，也可能已有成見，所以很少有人會認真問我，「為什麼？」很可惜地，當好不容易有人問到為什麼的時候，我往往不能給出一個明快清楚的答案。我常常會先來一句，「不同時期的我嚮往儒學的原因也不同」，來緩和一下場面。但大多數的人都把這句話當作結語，而非引言，至於追問下去的人，則又更少了。

小學二年級，參加了每星期一次放學後的讀經班，老師講解《論語》，回家背誦，課堂時偶爾會抽問。這是我和孔子的第一次接觸，除了知道他是個不得志的聖人外，沒有太多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從此以後，「聖人」漸漸成了我自我評比的標準。我想要當聖人，儘管小二的我，對於「何謂聖人」，並無具體的概念。
小三小四發展出以自己為中心的小圈圈，身為領導者的權威令我著迷，如何成為一個受眾人愛戴的領導者，則令我魂牽夢縈。很早很早，我就注意到人的一舉一動，原來都是power。小五小六開始接觸一些營隊，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卻好容易地與朋友別離，我開始體會到，人生的際遇可以這麼短暫。既然人生短暫，人生的意義又在哪呢？國中的生活不能算是愉快，在班上是個受歡迎的人物，卻找不到歸屬。對於人生的意義感到困惑，卻沒有足夠的語彙、知識、經驗來描述其中的焦慮。總是感到滿腔的心事無處宣洩，卻總是在傾吐心事時感到詞不達意。「沒有人理解我」，內心裡常常發出這樣的吶喊，吶喊的同時，自己對於自己的理解，卻仍是一片空白。在這懵懵懂懂之間，孔子作為一個不得志聖人的印象，不時浮現我的腦海。
國二後老哥上了大學，爸媽假日才會從台北回來，家裡只剩下祖父母，我不得不學會獨處。慢慢地，培養了閱讀的習慣。特立獨行的好強個性，加上大中華主義的作祟，我喜歡翻閱一些不像是我這個年齡層會唸的讀物；然而，受限於自己的國學知識，平時逛得到的書店又要嘛是批發導向要嘛是文具導向，我能夠選擇的讀物其實不多。為了迎合這兩點條件，我的主要讀物，便是時報出版的「開卷叢書古典系列」──篇幅少、淺顯、白話、說明、攜帶方便。一開始從《天工開物》《山海經》下手，前者圖解從前的產業工法，後者提及各地風俗精怪，從這兩本書下手，為得只是滿足對於傳統中國的奇幻想像。讀了一本又一本，卻被《宋元學案》的副標題──民族文化大醒覺──給吸引住了。起初的念頭很簡單：既然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就要給它來覺醒個一下。閱讀後，才真得開了個眼界。開卷系列的《宋元學案》本身並不可取，但它引領了我進入哲學的世界，對我而言，就已算是一場偉大的覺醒。饒富興味的是，覺醒得愈徹底，我就離中華民族愈遙遠。
高一，由於對宋儒有了膚淺的認識，我確信儒學並非課本講得這麼簡單。我開始囫圇吞棗地汲取各種知識。愈吸收，卻也愈困惑。知的困惑伴隨著行的困惑，高中生活不同於國中生活的呆板無聊，儘管身處在保守封閉的衛道，社團活動以及男女合班所帶來的衝擊還是不小。無論待人抑或處事，一切都要重新學習。在緊密高壓的人際網絡中所領悟的生存法則，似乎與儒學──不管是枯燥的還是有趣的──格格不入，這令我焦慮。
高二，在人文營遇到了同樣對人文學社會科學懷抱著熱情的朋友，卻也真正地體悟到，選擇儒學的孤寂。十四天能改變的太少，但足以讓我避免成為見樹不見林的社會盲。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乃是我的哲學啟蒙。接觸《新原道》的時候，那種清晰自明的驚喜，以及驚喜退去後的納悶與疑惑，在在令我難忘。而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方東美《新儒家哲學十八講》，李明輝《儒家視野下的政治思想》，杜保瑞《北宋儒學》，則讓我幸運地把握住當代儒學發展的線索。
高三，青春期的浪漫、愚蠢、傲慢、自卑，把我捲進一場場荒誕卻又高貴的感情漩渦裡。痛得很徹底，但就像是明道所說的吧，「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也非得要經歷過那種痛，讀到「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溫情與善意」，眼淚才掉得下來。
選擇法律系，是不希望儒學停留在學院裡。大一作為不喜歡辦活動又總是辦活動的活動咖，瘋狂地想要補足我所欠缺的那些經驗。大二的野草莓與百大維新，本來以為儒學是一種指引，卻變成了自我懷疑的動力。大三的學生自治經驗，對於權力的胃口與品味漸漸大了，理想卻仍然懸在心中，我知道那是暗合的，卻找不到儒學與公民社會的接榫點。大四花了不少時間念法律史與法理學，在歡喜與憂愁間徘徊，歡喜的是總是能在不同的思想體系間，找到往來會通互相闡發之處；憂愁的是，這些靈光、這些啟發、這些洞見，我卻沒有能力好好地構思、述說，更別提寫下。
大學生涯，最寶貴的機緣，或許就是拿著加簽單，走進徐聖心老師研究室的那一個午後吧。「國文」與「四書甲」，還記得「板凳寧坐十年冷，莫寫文章半句空」的砥礪激揚；我也沒忘「今天在學院裡談儒學，就像是被廢了隻手一樣」。學海無涯，如果說有什麼能讓我不迷惘，或許就是這麼一點葆光。
如果要我描述儒學的特徵，我會說「內聖外王」；如果要我指認儒學的真髓，我會說「調適而上遂」。內聖外王，聖人的境界，王者的事功，既然人人都能成聖人，自然人人可以行王道。調適而上遂，順應時勢又不斷精進，不屈從於世俗，不遁逃於人間。這麼講，都講淺了，但儒學又怎能不平易呢？奇怪又有趣的是，「內聖外王」與「調適而上遂」，都是莊子在〈天下〉中借以自況的修辭。我的興趣在於儒學，或許正在於這奇怪又有趣之處吧。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必須要盡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君子」。
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就要從自己的生活周遭開始。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為政」。
搞政治的人要努力避免墮落與腐敗，搞運動的人一不小心就有運動傷害。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修養」。
有人說，改革不是一蹴可幾，社會運動只是環節之一，到頭來還是要靠教育與培力。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教化」。

寺田浩明的〈「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一文，乃是他對傳統中國法研究的小結。帶學弟妹基法讀書會時讀過一遍，修習王泰升老師「華人法律傳統」又讀過一遍。每一次讀都有不同的領略，固然令人心喜；每一次讀都發現到先前的散漫，卻也令人心寒。以下，是目前對「傳統中國法」的理解，想到哪寫到哪，只能算是備忘。

首先，臺灣法律史所談的「傳統中國法」，主要指得是：清治台灣所出現過的法律活動與法律文化。這裡隱藏著「清治」「臺灣」「法律活動與法律文化」三個要件。主要指得是「清治」，所以明朝以前的事情就不是關懷所在；主要指得是「臺灣」，所以存在著屬於台灣的區域特色；主要指得是「法律活動與法律文化」，所以不僅僅討論成文規範（律、例、會典、事例），也討論這些規範如何發生作用。之所以出現這三個要件，一方面是對於既往研究的反省（唐律研究、法制史研究），一方面是有現成的史料可茲運用（淡新檔案），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台灣本位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