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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傅半夜三點開了車出去，留著他等待勝利的世紀帝國三。我把他的電腦螢幕關上，上床。

凌晨五點半的車，55688，開往機場。在桃園機場碰著了成大學生會現任會長，他說他沒有出過國，所以想跟著我們走。本來沒有要等得，只是我們不敢說(笑)。

香港轉機時，在擁有80個登機門的機場中，發現了冠有JOANNE與JOAN名字的明信片，但卻找不著JOANN。

還沒來到中國前，一切都停留在新鮮。但當飛機停下來時，廣播裡傳來了「由於當局管制所以要回收報紙」的聲音；手上的檢疫表格，不時透露著威嚇的字眼。在香港那邊，檢疫表格上寫得是「您的資料我們會妥善保管」云云，到了北京，就變成了「如果資料不屬實將以相關法律移辦」。

在正準備要踏入中國領土時，一位男性海關要求我讓他檢查包包中的書，一本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他很快就還了給我；另一本，是史景遷的《天安門》。當然不能要求一個北京機場的海關能夠知道這本書的大概，這三個字很直觀的就會讓人聯想到那個不能說的秘密。所以我被攔了下來。

那也是我帶這本書來的原因。

海關問：「這是你的書嗎？」
「嗯。」我答，用語助詞應對似乎是台灣人的口語習慣，或許這沒禮貌吧，北京人不來這套。
「我可能要把它扣下來。」
「為什麼？」
可能是受到這樣子的抗拒很不常見，海關和他的同事們討論了一段時間，說：
「我給你兩個選擇，放棄這本書，或者，扣留待查。」
「扣留待查要扣留到什麼時候？」
「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什麼時候才能把這本書拿回來？」
「我不知道，」海關操著口音，但那是華語，台灣也用這種語言。「你得要自己想辦法。」

然後我有些惱火，然後我試著和他說明這本書的意義：這本書討論的年代是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八零年的中國，它所揭示的是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沒有敏感的地方」，我委婉地暗示。然後我拿出北京大學主辦的交流會來試著讓一切顯得合理──這場交流會的宗旨在於紀念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而如果你算一下那個年代，你會發現那場運動發生在九十年前，恰巧是這本書所囊括的時間。「我需要它」我說。一陣混亂後，海關妥協了(他本來就沒什麼好堅持)，落了幾句狠話後，他放我過去。

這是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

碰上了阿芳和蓉蓉，碰上了來接機的北大人，也和台灣其他大學的學生會代表碰上了面，台大來了四個人，算是大戶。在車上和台北大學學生會會長副會長聊了起來，副會長佐佐是個酷哥，在上海買A貨亂殺價險些被打，還曾經在中國遺失過護照台胞證但依仍活著回來。他下學期也要進議會，這一趟乃係他與會長的退休之旅，我們聊著三權分立的荒謬，沒有想到這四個字在接下來的幾天會變成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收到我爸的簡訊，他要把我給呆胞多凱一點油回來。

進出北京大學需要管制，奧運之後好像都是這個樣子。走過了許多充滿歷史記憶的校舍，聽說有面牆是五四運動的開始。但整個北大就像個小社區(甚至連小字都可以拿掉)，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這和所謂的「管制」好像有些衝突，但沒人管這麼多。我想起《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一句話：「不過就過日子嘛。」

晚餐的座位是給定的，我被分到了主桌，和路鵬與張渡坐一桌，前者是北京大學的指導老師，好像是團委書記之流，說白了業就是共產黨，他喜歡把「爽」字掛在嘴邊，總是「什麼什麼很爽」，聽久了就讓人不太爽；後者是中國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快卸任了」他強調。中國海洋大學和北大一起舉辦了這次交流，海大學生會長李帥也和我坐一桌，真可惜我沒和他講到什麼話，只記得他好像不太帥。還有中國復旦大學的劉洋，因為他看完了整套的《轉角遇到愛》，所以他一直很想吃台灣的蚵仔煎，這「因為─所以」的邏輯我不太懂，那讓我作為台灣人有些慚愧。

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有道牆，而兩邊的人都不太願讓高牆倒下。

吃完飯後，是北大的教授談北大精神，這番演講是每個北大人入學都得聽得。那教授頗可愛，談五行時Do、 Re 、Mi、So、La唱得很盡興，他用博雅塔和未名湖一陽一陰來詮釋北大精神，挺有意思的。可惜到後來卻只剩一連串資料，而我睡著了。阿芳後來說他覺得「在概念上被吃豆腐了」，我聽得出來那字裡行間的大中華主義，卻沒有很生氣。畢竟，看著他們的學者依仍擺脫不了「炎黃子孫」的幽靈，我就對台灣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多了一點信心。

但也可能是因為我睡著了的關係。

喔，在中國，有些學校的學生會掌控了所有的社團經費，有些學校要加入學生會必須要通過校方的考試和審核，而每一所學校都受到共產黨的監督。當然，這監督沒有字面上要來得嚴格，只要不挑戰它的權威，共產黨基本上是很寬容的。只要不挑戰它的權威。

阿傅才第一天就開始抱怨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