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個禮拜的一些見聞，總讓我在夜深人靜時，不禁想起國小的兩件事。
一件是國小五年級班上女同學的分裂。好大喜功的新校長來了後，決定每學期都舉辦「才藝競賽」，每班都要出兩個節目，班上兩位女同學，各自為了爭取其中一個才藝競賽的節目演出，互相說對方的壞話，一些無中生有的流言將班上氣氛搞得很糟，也導致班上女同學分成兩派，我很受不了那樣的內鬥，最後選擇和男同學們一樣旁觀、中立，不理這些女同學。
另一件是被國小要好的女同學「拋棄」。班上的H和G本來很要好，後來因為小事而冷戰，那時我在樂隊負責拉手風琴，每週都要在升降旗時輪流拉手風琴，H剛好在暗戀大我們一屆的旗手大哥哥，有時候H都會跟我打聽大哥哥的事情，我和H越聊越多就變成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後來H也跟大哥哥越來越熟。有一天，H發現跟G是一場誤會，所以她們又和好了，H就跟我慢慢疏遠。那時候我不太理解為什麼朋友的關係可以是這樣變來變去？有種「被用過就丟」的受傷感，我無法理解，為什麼H沒有朋友時找我，但有了其他朋友就走了？那時候我跟爸爸訴苦，爸爸好像也經歷過很多這種事，他苦笑跟我說，「朋友沒有永遠的」，那句話裡參雜著很多我難以理解的，關於利用、關於失去信任感。 也許，是這兩件事，讓我後來很厭惡那種說別人壞話、內鬥、不信任的氛圍。然而，在後來的生命經驗裡，只要是人組成的群體，即使在充滿理想的運動之路上，仍會遭逢類似的事情，縱然我深知這背後有著人性的軟弱，但我仍會為之難過、無法忍受。
大學時，幾個學運社團為了保存舟山路的機車路權，到校長室抗議，後來演變成幾位幹部要被記過處分，那時幾個學運社團希望其他社團能在校內聲援這幾位同學，一位熟識的學運社團朋友C找我，希望台文社也能聲援她們，邀我參與某天中午在小小福的聲援活動，但我跟C說社團已交接給學弟妹、要由社團成員決議，C說沒關係就等台文社決定、法言社已經答應聲援、社長也會到場參加，法言的社長剛好是我大學班上同學，我隔天上課剛好遇到、順口問她這件事，但同學跟我說，她們還在討論、但聽說台文社已經答應聲援。 雖然當時我聽了有些困惑，但中午就是聲援活動，我還是以個人身份去聲援，本來說是在樹下靜坐，但到現場卻是各校聲援社團代表，站上小小福外面的桌子拿著大聲公發表短講。我還是配合了、以個人身份站上去說話了，但我心裡有許多困惑。事後問C，她說狀況很臨時，所以才變成這樣。因為聲援同學的訴求讓我對這些「小細節」不以為意，但那時留給了我在運動現場難以理解的困惑。
幾年後，我到美濃工作，總統大選時掩飾了身份、和一群朋友發起「反廢票宣言」，在記者會後我接到廢票運動的工作幹部電話，她表示要找我們私下聊聊，我有點訝異，還跟她確認是哪種形式？是像當時廢票運動在校園內辦公開座談嗎？她說不是，就是去她們辦公室私下聊聊、互相瞭解一下對方想法。我說，因為宣言有三十多位同學發起、必須徵求其他同學的同意，我無法承諾、明天回覆可以嗎？她說，沒關係，那就明天。下班前我寫了封短信給宣言的發起人，說明狀況，請大家回覆意見。
隔天還沒進辦公室，手機一開就接到一堆留言，要我趕快上網、收信，我才知道廢票運動已在網路上發出聲明，說我們接受她們的「戰帖」、願意公開辯論。一時間，我有著被騙的憤怒，但運動傷害值很生嫩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只能打手機求助宣言發起人中比較有經驗的朋友L，L司空見慣的說她們都是這樣阿！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和L討論完該怎麼處理，我掛掉手機，坐在紀念館的樓梯上，眼淚無法控制的一直湧出，我無法置信，發起廢票運動的團體，過去推動的工運議題，我們這些發起人不少人都認同、曾經聲援過，我無法理解，這樣有「理想性」的社運幹部，怎會用這種欺騙的操作方式？釐清思緒後，我回電給跟我聯絡的廢票運動幹部，我的語氣已經沒有懼怕，只是很堅定的跟她求證，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並無反對春鬥，她說，我們發起「反廢票運動」就已經威脅到春鬥，我聽到這種回答，知道多說無益，只能跟對方說，我們會發表聲明回應，不會接受公開辯論。
後來我在情緒下，寫了一篇聲明，宣言發起人們陸續修改，將這些經過的「小細節」縮減篇幅成前因，大多還是回到我們的訴求與路線主張。聲明發出後，我看到網路有些回應，一些人不覺得這當中彷彿羅生門的「小細節」是重要的，認為我太小題大作了。我沒有理會那些「進步青年」的嘲諷言語，因為我知道，這次的經驗，讓我認清社運界的一些事情，也看清了一些團體、一些人。而後，我也在與其他社運前輩閒聊時，聽她們說起類似的遭遇和經歷，更確認了心中的一些質疑與困惑，原來不是我的道德感太重，而是在這充滿理想的社運圈裡，存在著不太注重「運動倫理」的惡質文化，有部分人為了達到「至高無上」的訴求、或自己認為最好的運動方向，不擇手段的鬥爭、放流言。
這些個人行為比起要成就的高遠目標，或許看起來「都是小事」，大家也都「司空見慣」，當發生了、也少有人覺得該要批判。但我不禁思考，雖然都是個人行為，但我所遭逢的都是運動圈裡活躍的幹部，看來似乎不是單一的個人問題，我反思著，是不是社運圈裡有著一種惡質文化？讓身在其中的人們，不管經驗生嫩或純熟，不自覺得為了達到自己認為的運動目的、不擇手段？這是台灣從學運到社運的常態嗎？只因為是人的集合體就所以如此？還是因為整個運動環境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所以會這樣一次又一次上演？我還在思考、還在掙扎、還在抵抗…
──取自： 《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一件是國小五年級班上女同學的分裂。好大喜功的新校長來了後，決定每學期都舉辦「才藝競賽」，每班都要出兩個節目，班上兩位女同學，各自為了爭取其中一個才藝競賽的節目演出，互相說對方的壞話，一些無中生有的流言將班上氣氛搞得很糟，也導致班上女同學分成兩派，我很受不了那樣的內鬥，最後選擇和男同學們一樣旁觀、中立，不理這些女同學。
另一件是被國小要好的女同學「拋棄」。班上的H和G本來很要好，後來因為小事而冷戰，那時我在樂隊負責拉手風琴，每週都要在升降旗時輪流拉手風琴，H剛好在暗戀大我們一屆的旗手大哥哥，有時候H都會跟我打聽大哥哥的事情，我和H越聊越多就變成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後來H也跟大哥哥越來越熟。有一天，H發現跟G是一場誤會，所以她們又和好了，H就跟我慢慢疏遠。那時候我不太理解為什麼朋友的關係可以是這樣變來變去？有種「被用過就丟」的受傷感，我無法理解，為什麼H沒有朋友時找我，但有了其他朋友就走了？那時候我跟爸爸訴苦，爸爸好像也經歷過很多這種事，他苦笑跟我說，「朋友沒有永遠的」，那句話裡參雜著很多我難以理解的，關於利用、關於失去信任感。 也許，是這兩件事，讓我後來很厭惡那種說別人壞話、內鬥、不信任的氛圍。然而，在後來的生命經驗裡，只要是人組成的群體，即使在充滿理想的運動之路上，仍會遭逢類似的事情，縱然我深知這背後有著人性的軟弱，但我仍會為之難過、無法忍受。
大學時，幾個學運社團為了保存舟山路的機車路權，到校長室抗議，後來演變成幾位幹部要被記過處分，那時幾個學運社團希望其他社團能在校內聲援這幾位同學，一位熟識的學運社團朋友C找我，希望台文社也能聲援她們，邀我參與某天中午在小小福的聲援活動，但我跟C說社團已交接給學弟妹、要由社團成員決議，C說沒關係就等台文社決定、法言社已經答應聲援、社長也會到場參加，法言的社長剛好是我大學班上同學，我隔天上課剛好遇到、順口問她這件事，但同學跟我說，她們還在討論、但聽說台文社已經答應聲援。 雖然當時我聽了有些困惑，但中午就是聲援活動，我還是以個人身份去聲援，本來說是在樹下靜坐，但到現場卻是各校聲援社團代表，站上小小福外面的桌子拿著大聲公發表短講。我還是配合了、以個人身份站上去說話了，但我心裡有許多困惑。事後問C，她說狀況很臨時，所以才變成這樣。因為聲援同學的訴求讓我對這些「小細節」不以為意，但那時留給了我在運動現場難以理解的困惑。
幾年後，我到美濃工作，總統大選時掩飾了身份、和一群朋友發起「反廢票宣言」，在記者會後我接到廢票運動的工作幹部電話，她表示要找我們私下聊聊，我有點訝異，還跟她確認是哪種形式？是像當時廢票運動在校園內辦公開座談嗎？她說不是，就是去她們辦公室私下聊聊、互相瞭解一下對方想法。我說，因為宣言有三十多位同學發起、必須徵求其他同學的同意，我無法承諾、明天回覆可以嗎？她說，沒關係，那就明天。下班前我寫了封短信給宣言的發起人，說明狀況，請大家回覆意見。
隔天還沒進辦公室，手機一開就接到一堆留言，要我趕快上網、收信，我才知道廢票運動已在網路上發出聲明，說我們接受她們的「戰帖」、願意公開辯論。一時間，我有著被騙的憤怒，但運動傷害值很生嫩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只能打手機求助宣言發起人中比較有經驗的朋友L，L司空見慣的說她們都是這樣阿！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和L討論完該怎麼處理，我掛掉手機，坐在紀念館的樓梯上，眼淚無法控制的一直湧出，我無法置信，發起廢票運動的團體，過去推動的工運議題，我們這些發起人不少人都認同、曾經聲援過，我無法理解，這樣有「理想性」的社運幹部，怎會用這種欺騙的操作方式？釐清思緒後，我回電給跟我聯絡的廢票運動幹部，我的語氣已經沒有懼怕，只是很堅定的跟她求證，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並無反對春鬥，她說，我們發起「反廢票運動」就已經威脅到春鬥，我聽到這種回答，知道多說無益，只能跟對方說，我們會發表聲明回應，不會接受公開辯論。
後來我在情緒下，寫了一篇聲明，宣言發起人們陸續修改，將這些經過的「小細節」縮減篇幅成前因，大多還是回到我們的訴求與路線主張。聲明發出後，我看到網路有些回應，一些人不覺得這當中彷彿羅生門的「小細節」是重要的，認為我太小題大作了。我沒有理會那些「進步青年」的嘲諷言語，因為我知道，這次的經驗，讓我認清社運界的一些事情，也看清了一些團體、一些人。而後，我也在與其他社運前輩閒聊時，聽她們說起類似的遭遇和經歷，更確認了心中的一些質疑與困惑，原來不是我的道德感太重，而是在這充滿理想的社運圈裡，存在著不太注重「運動倫理」的惡質文化，有部分人為了達到「至高無上」的訴求、或自己認為最好的運動方向，不擇手段的鬥爭、放流言。
這些個人行為比起要成就的高遠目標，或許看起來「都是小事」，大家也都「司空見慣」，當發生了、也少有人覺得該要批判。但我不禁思考，雖然都是個人行為，但我所遭逢的都是運動圈裡活躍的幹部，看來似乎不是單一的個人問題，我反思著，是不是社運圈裡有著一種惡質文化？讓身在其中的人們，不管經驗生嫩或純熟，不自覺得為了達到自己認為的運動目的、不擇手段？這是台灣從學運到社運的常態嗎？只因為是人的集合體就所以如此？還是因為整個運動環境認為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所以會這樣一次又一次上演？我還在思考、還在掙扎、還在抵抗…
──取自： 《豆腐魚聽自言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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