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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八股文題目，但真的很關鍵。
 
思索百大維新時發現這是個無可迴避的問題。

首先，沒有什麼本質主義的台大人，所以「台大人是什麼什麼」或「什麼什麼是台大人」這類的命題都必須拋棄。

再來，自由必然是建立在某種基礎之上，即使以追求自由為台大人特徵，也不意味著這個問題註定落入虛無。

最後，我得坦率承認，我對台大沒有絲毫的感情認同。當然，作為標籤的驕傲是有的。真要說了話，我懷抱的是一種犧牲救贖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是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既得利益者的產物，但這種責任感在能力缺如的前提下顯得可笑，更何況，這是很個人甚至隱私的東西。

基於以上三點，我該對台大提出什麼呼喚？又，我該嗎？

中國文化有一個特徵，它推崇菁英主義，但是它不排斥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菁英，甚至鼓勵每個人正視自己具有成為菁英的可能性。「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皆有佛性」「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儒道釋三家各自以各自的姿態展現這種特徵。孔子在《論語》中用君子(貴族)一詞來指涉有德者，是最乾脆的例證。

君子這個詞很有趣，他既意謂著在位者，也暗示著有德者。在儒學的語境裡，在位者應當是有德者，因為任何一種政教關係，都是把人帶往這個「君子」方向的努力。在「帶」的過程中，位子的有無不再那麼重要，儒學從來都沒有說上述的努力是單方的責任。誰說渡人不是渡己？

而學生在大學裡，與校方(行政人員與老師)間，也仍然存在著一種政教關係。

如果接受了上述論調(當然除了我之外應該沒什麼人會接受)，那所謂的「君子」對大學生來說，該是個什麼樣的圖樣？

我直接用莊子對儒學的評價「內聖外王」來切入正題，這四個字在今天引來的共鳴恐怕微乎其微，所以我決定改用當代的語彙：人文精神(內聖)與社會責任(外王)。儒學肯認這兩者間是存在一種聯結的，換言之，修身養性和討論公共議題兩者是不相衝突的甚至是一致的。再講具體一點，寫詩唱歌看電影和上街抗爭搞遊行兩者間是具有內在邏輯的。如果要幫學生會打個廣告，文化部舉辦台大電影節和福利部跑單位鑽專案搞公聽會，兩者其實緊密相連。

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的聯結，這就是我對君子的想像。

但既然是精神，我們就不能夠去規定它；既然是責任，那就應該由心自發。以此為出發點，我理想的台大，和現在差不多，卻也差很大。差不多之處在於，外觀上幾乎沒有什麼差異，還是有人在當陽光男女、還是有人在當文藝青年、還是有人在搞叛逆、還是有人在認真讀書、還是有活動咖、還是有死宅宅、還是有一小搓人在自以為的熱血。

但差很大之處(差不用錢)在於，當人們遇到問題時，不會只是抱怨。因為反應是有效用的，溝通是有結果的，對話是有意義的。而不是承諾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回答一次又一次的官腔，疑惑一次又一次的擱置。當然，不是每一次衝突都會有人妥協，不是每一次紛爭都會取得共識。差很大之處在於，當人們遇到問題時，能夠去串連去組織去抗爭，能夠為問題而戰，而且戰得起來。
   
如果說真得要對台大有什麼要求，應該是要求台大讓反應、溝通、對話成為可能。但這不容易，一方面是台大本身也希望如此，只是礙於現實條件無能去實現；另一方面，即使這些機制存在，也缺乏人們心力的投入。

單單作為一種學生與行政人員的橋梁，嘗試透過這種媒介的角色來實現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的理想，這種嘗試很偉大，但成果已經達到了極限。

如果說在通往理想的路途上必須經過改革，那這場改革的對象將不只是校方，也是改革學生，更是改革那些妄想改革的人。在缺乏認同感以及趣味性的情況下，公共參與空間怎麼擴展的起來？那些大談公共參與的人們，如果真心相信公共參與值得愈來愈多的人付出，那他們有必要讓人們認識到──公共參與可以好好玩。

所以這一次，我想要玩玩看。

如果失敗了，我會發展一套哲學，告訴自己公共參與註定屬於少數，也應該屬於少數。諷刺的是，這放在儒學脈絡下竟不顯得突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