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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錯時間，提早了一個小時來到徐州校區。Ａ搭上高鐵前往高雄，我搭上捷運來到公館。一口氣把金石堂禮券花完，買了兩本書，一本法國人談稅改，一本三十六計。忍著嘴唇的破洞，喝著青草茶，在舟山路碰到許久不見的小學同學Ｔ君，好不容易的相遇了，卻好容易的說再見。

同樣也是與小學同學的相會，我與W的lamour下午茶，點了檸檬紅茶與白蘭地巧克力蛋糕。七月七日是Ｇ的生日，Ｗ要去上海與她見面，不知道要送什麼禮物，就把念頭動到我的身上──嚴格來說是我的手上──一封寄給Ｇ的信。在信中，亦或是在下午茶中，對Ｇ與對Ｗ，若有似無的坦承了自己對於學生／勞工運動的悲觀。悲觀似乎是會傳染的。問了Ｗ將來的志向，她也很茫然。碩論想以紙風車的品牌形塑為題，本來想撐起文化學與管理學的橋樑，卻發現這道鴻溝似乎並不是一篇碩論跨越得過去。

Ｗ說，台灣的藝文團體，具有小型、壽命短暫、非營利等等特徵；Ｗ也說，有管理學的教授認為，除非輔導大規模的藝文團體，否則文化市場根本拓展不開。我拋出了社區化與在地化的構想，嘗試予以反駁。反駁不難，落實卻很難。

從lamour走到永樂座的路上，Ｗ談起他自己的小野望。學生搬出住所（宿舍或租屋）的時候，不是會清出很多物品嗎？這些物品大抵堪用，卻因為一時麻煩，就被學生丟進垃圾堆裡。是不是可以有效利用這些二手物品呢？我和Ｗ拋出種種構想，但仍然難以在效率與效果之間找到平衡。「人們為什麼想要買二手物品？」我們思索著這個問題，走進永樂座。離開時，W帶了一本厚厚的二手書，同樣的問題，我再問一次，兩個人笑了笑，仍然沒有答案。

送走Ｗ的時候，有些舒坦，也有些惆悵。舒坦的是，積鬱已久的失望，能夠稍稍得到抒發；惆悵的是，失望之後，仍然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