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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生九子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嘗試。我嚐試將孔子以及儒家的政治哲學劃分成九個原則。

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完全是衝著「龍生九子」這句話而來的。XD

1.順應變化

這是儒家哲學(不只是政治哲學)的根本，出自孔子最最推崇的「中庸」。「過」與「不及」都不好，只有「恰到好處」才讚！這「恰到好處」並非「中間路線」，而是依據時勢的變化而予以順隨與反應。這也是孔子趨向保守的原因，時指時機，勢指形勢，這兩者都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妄想操作的人終究不會留下什麼成功的結果，我們該做的，不是如何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而是認識：這個現在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未來。有些人覺得孔子活在過去，我這麼認為，他只是比其他人更清楚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不可分。順應變化原則，就是要我們「利用對立面相互依存的關係，防止事物發展到極端而向反面轉化」。

2.循名求實

名實問題也是儒家關心所在，《論語》中便爾有所提，而《老子》裡也可略見幾分(例：『名可名，非常名』)。這後來往兩個方想發展，一是形而上的，以公孫龍、莊子為代表；一為形而下的，以荀子、韓非為代表。循名求實，簡單來說就是要用「名分」來要求「實際」，換言之便是依據「實際」來給予「名分」(此或非孔子本意)。其目的在於提升政府的職能(例：『君君臣臣』)與鞏固其職權(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其外部效果，便是社會流動(例：『學而優則仕』)。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學的中心，荀子把它加以深化與強化，韓非則發揚光大，後代有人稱法家是儒家的分化，大概就是出於此。而自漢朝以來，中國一致被稱作「陽儒陰法」，也是因為儒家與法家在某些層面是暗合的。循名求實原則，就是「根據其責任來要求其事功」。

3.托古改制

這是《春秋》的產物，公羊學則是其代表。「變」，一直是公羊學關心的焦點。所謂的三世說，認為時代有「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之差，要怎樣從據亂世進化到太平世呢？唯有依賴「變」──也就是改制。所以，歷代的公羊學往往以改制為訴求(例：康有為、梁啟超)，並以「托古」來作為其改制的理論依據。我認為，之所以要「托古」，其中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改制本身不是「革命」，而是「實踐」。換言之，改制並沒有破壞先人所立下的傳統，因為那本來就是先人的訴求，我們只是代為實踐罷了。托古的用意，便在於此。托古改制原則，就是「缺乏改革，我們終將會失去傳統；所以我們要在尊重傳統的前提下，不斷的進行改革」。

4.節欲給求

簡單來說就是孫文的民本主義。相較於精神享受，儒家比較不在乎人民的物質享受，但這不意味著儒家主義的政府要人民自生自滅，相反的，儒家要求政府給的是一種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每個人都要維持在這個標準以上，但至於要多高，那就是你個人的事了。「節欲給求」一語改自《荀子》中對禮的論述，原文是「養欲給求」。荀子認為禮(應該視為『制度』比較妥當)的目的就是要節制與滿足人們的欲求。畢竟，資源有限，慾望無窮，要達到多贏的目的，只能採取這種手段。這其實也是孔子會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緣故。養欲給求原則，就是「政府必須認識人民的欲望與需求，並適度予以節制與滿足」。

5.民為邦本

從《尚書》可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沒有一個不是將此奉為圭臬的，可見中國政治哲學的早熟。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理想而已，並非現實。無所謂，反正，自孔子以後，民為邦本是確確實實的成為了中國政治哲學的傳統。而到了孟子，這個概念是更加的堅固了，此後，歷代的君王往往難能擺脫其帶來的牽制。雖然民為邦本不同等於民主主義，兩者還可說是相去甚遠，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兩者有其相通之處。民為邦本原則，就是「人民的認同是政府存在的理由」。

6.化性起偽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要將人導向正途，唯有依賴禮教。禮是禮制，教是教化。所以，荀子說「化性起偽」，這個偽，乃是「人為」之意。人性的善惡與否，這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我要強調的是，一切禮制(用現代一點的說法就是制度或法律)與一切教化(狹義上就是教育)的目的，都是在於將人們導向正途，簡言之，都是要人們向善。而若在更深究，我們也可以說，不論人的本性為何？所謂的「善」，都是出自於「人為」，這「人為」的著重之處不是說：善是「反自然的」；而是說：善是「操知在己的」。化性起偽原則，就是「政府的目的在於提供人民一個向善的環境，而不是製造善的人民。」

7.身正而行

這是建立在人是可以互相感應的前提之上，目前心理學，還沒有辦法確切的保證這一點，可是就經驗上，我認為是無庸置疑的。儒家的仁，也是建立在此之上，所以，這應該可說是儒家的「公設」。如果承認了此公設，那這原則也就無可置疑。只要上位者能夠獲得下位者的認同，那上位者的意志自然可以得到下位者的貫徹。下位者的認同出自於一套價值觀，我們往往會把他稱作「道德」，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的政治哲學中，道德占著這麼重要之地位的關係。身正而行原則，就是「政府的所作所為，無論其目的為何，都要遵守一定的道德標準」。

8.無信不立

孔子論政治，便提出：「信」是好政府的要素之一。信來自於哪裡？其實也不過是「說到做到」而已。但，政府往往忽略到這個簡單的原則。一措施的可行與否，除了措施本身的需要與否、適當與否之外，還要考慮到可行與否。不可行，則終究是紙上談兵。孔子會有著保守主義的氣息，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一措施的成與敗，除了主觀因素外，客觀條件也站著很大的比重。像王莽改革、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除了他們本身的問題外，還有一關鍵就是：他們的措施已經超出那個時代所能夠適應的限度。政府要取信於人民，其措施就要合乎其標榜，如果不行，那當初就該謹言慎行。無信不立原則，就是「政府必須完成其答應的承諾，如果不能完成，就必須向人民負責」。

9.經世濟民

這是從今文經開始的傳統，宋朝的浙東學派是一次高峰，明末清初則又是一波。所謂的義利之辯，其著眼處在於動機上，動機趨於義則可取，動機誘於利則可議，所以孟子才會有「何必曰利」之語。但只要落實到政治層面，則不能不談事功，所謂事功，就是政府一措施的影響，若這影響是正面的則可取，若為負面者則可議。當然，政府措施的影響，不會是簡單的、片段的、表面的，所以若要予以檢驗，必然是要訴諸實際上的證據，所謂「得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便在於此。經世濟民原則，不只是強調政府的動機要純正，要合乎於「義」，還要求政府的所作所為必須要有事功，如果終究是無「利」，則空有「義」也是枉然。這就是所謂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不過如此一說恐惹人誤解，也許我們該稱之為「利外無義」。墨家講利與義，也是出乎此。經世濟民原則，就是「政府的所作所為，其目的要正當，而其手段也要合於目的，它的手段也要能達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