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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一切的行為都可以用趨利避害這個原則來解釋。而每一個人，都會有著能夠影響別人的力量，我稱之為權力。權力可以有很多形式，可以是暴力也可以是魅力，但權力的本質是不變的：透過影響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政府還沒有出現以前，整個世界是毫無秩序可言的。每個人的先天條件各有高低，而後天環境也不盡相同，這導致了每個人擁有的權力，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程度上，並不一致，也因為每個人擁有的權力並不一致，所以，會出現強者與弱者的差別。強者善於使用權力，而弱者反是。

在趨利避害原則的驅使下，每個人都會為了生存而戰鬥，可以這麼說，生存是一切幸福的基礎，生存不了，什麼都別想提。而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下來，人們開始發現，對於生存問題，團結是一個好解答。於是乎，所謂的組織慢慢出現。

在組織尚未成熟時，它只是一種小團體，沒有規則，也沒有等級。而隨著組織的發展，人們會發現，為了提升組織的功能，必須要有某種東西來約束組織成員的行為，所以，出現了規則。人們也會發現，為了因應組織所面對的問題，需要有某些人出面，來負責指揮組織成員，所以，出現了等級。

等級和規則出現了，強者們便開始成為組織運作的中心。但，與其說是等級和規則造就了強者的出頭，還不如說，是強者促使了等級和規則的出現。之所以這麼說的原因，其實也就是強者的定義：強者善於使用權力。因為強者善於使用權力，所以他們會希望拓廣、鞏固自己的權力，並希望自己的權力獲得別人的承認，所以我們說：是強者促使了等級和規則的出現。

這便是政府的起源。強者成為了統治者(這包括了足以影響統治者的人)，而弱者則成為了被統治者。

而當強者成為統治者時，被統治者如果沒有反抗，那更無形的增長了統治者的權力。因為被統治者的默許，使得統治者擁有了更大及更多的權力。

統治者──或強者──不會就此罷休，他需要更多與更大的權力，因為權力是永遠不夠用的，無論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這兩者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所以，統治者必須讓自己的權力得到比之前還要多人的承認──不只是現在的人，還要是未來的人，統治者要追求的權力，不是只能使用於一時，還要能用於一世。如果用句粗俗一點的話來闡明統治者的心態，那他會說：「我不只要你聽我的，你的兒子也要聽我的，你的孫子也要聽我的，你即使傳了個百把十代，通通都要聽我的。」

要讓自己的權力更加普遍，便必須透過制度。所以，統治者把他的權力用制度的形式來表示，目的無他，為的是要確保他的權力。但，要注意的是，在這確保的同時，他的權力也無形中被限制了。原本詭譎多變的權力成為了教條，而冰冷冷又死沉沉的教條是可以被懷疑被挑戰甚至被推翻的；或者，這教條被人們視為一種真理而加以相信，即使還沒有到無可置疑的地步，至少也會成為一種對統治者的約束。由此來看，制度不僅保障了統治者，也保障了被統治者。

這是為什麼，部分儒者會認為，一切制度乃是出自聖王之手。聖王聖王，既聖又王，王代表了統治者那近乎無限的權力，而聖代表了統治者那廓然而大公的良知，由此可見，制度乃聖王藉良知以節制自身權力的結果，換言之，制度是統治者的自我約束，這可乃一大創舉也。如果真是如此，那麼被統治者之所以不被壓榨，不是因為理所當然，而是統治者還有良知。

我不全然同意這種觀點，真正的原因理當沒有這麼單純，但，基本上，我認為：統治者的自我約束，對於制度的形成無疑是有著指標性的作用。

但，這不代表，被統治者只能任憑自己受統治者擺佈。前面曾說過，「因為被統治者的默許，使得統治者擁有了更大及更多的權力。」這表示，統治者之所以有這麼強大的權力，是因為被統治者的默許，因為默許，所以不願意反抗，但不代表不能犯抗。被統治者一直都沒有喪失權力，只要覺得需要，他們隨時都可以使用權力──不管是暴力還是魅力，這，便是所謂的革命。

總之，權力之間的互動構成了我們的生活，而政府就是這種互動下的產物。有政府便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者是因為被統治者的默許才能統治。統治者透過制度去限制被統治者的權力，但其自身的權力也在無形中被予以限制。而我們可以發現，這全部就是一連串的戰鬥──權力的戰鬥。接受了這個觀點，合法性問題便無關緊要了，重點是，我們的選擇。

這不意味著，什麼事都要走激進路線，這也不意味著，有什麼不爽就說要上街。誠然，這些都可以是我的選擇。但，我相信，制度雖然是統治者的劍，但也可以是被統治者的盾。制度就像是一個舞台，歷史就是底下的觀眾，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上頭演著一齣永不謝幕的傳奇，誰能博得那觀眾最響亮的掌聲，誰就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