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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辯解他的老師錢穆不是新儒家。我覺得他寫得很好。余英時所稱的新儒家，指得是以熊十力為開創，並集大成於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等人的台港新儒家。新儒家是哲學，但儒學不僅僅是哲學，這是余英時的見解。

最近在嗑《朱熹的歷史世界》，對史料的理解之難，反映了我國文的造詣之差。但看著余英時透過具體客觀的事實的考釋，建構出歷史的整體面貌，這很難不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過程。

常識中的朱熹是一個迂腐的老學究，整天捧著經書叫人要格物致知，被人排擠了只能大嘆沒有道理。但這本書中的朱熹──或許可以稱之為歷史上的朱熹──並非如此。他其實是一個理學集團的領袖，帶領著一批保持著改革信念的士人士大夫，對抗職業官僚集團，拉攏皇帝，推動他們「得君行道」的壯志。透過書信、詔令、日記、史冊的記載，余英時還原了南宋孝宗時期一場又一場的權力鬥爭。

我不打算詳述，在此列舉本書的若干條目，證明理學家並非活在自己的理想當中：「『國是』法度化下黨爭的新形態」、「『同治天下』──政治主體意識的顯現」「秩序重建──宋初儒學的特徵及其傳衍」、「權力世界中的理學家」、「孝宗晚年部署之二──擢用理學型士大夫」、「理學集團的佈局──薦士與重整台諫」。

朱熹的心機運行和戰術思維，即使在今天來看都頗為精湛，與當今政治人物的差別，或許僅在於前者的風範與學識；陸九淵也是個頗有魅力的人，聽他演講的人可以聽到感動落淚，連朱熹都為之讚嘆，希特勒的感染力也不過爾爾。而朱熹和陸九淵兩人在思想上敵人，在政治上卻是盟友。如果看過他們倆人筆戰的文章，實在不得不佩服理學家的氣度與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