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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朱熹在《四書集註》裡有引程子所言：『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 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論語》裡，如果是三個以上並列的字詞，甚少有用「與」字作為連結，如『子絕四毋意毋必毋故毋我』『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用「與」字作為連結，全是兩個字詞的連接，如「富與貴」「吾與女」「性與天道」「聖與仁」「弒父與君」「上知與下愚」「女子與小人」。故此，朱熹將利命仁三者並列，有違《論語》通例。

        錢穆在《論語新解》當中作此斷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並譯為：『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贊同命與仁。』綜觀《論語》，「與」字有142見。約有八義：連結之與、交際之與、對向之與、和同之與參加之與、給予之與、 感嘆之與、與其之與、贊同之與。各舉二例於下：

 一、連結之與：

       『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五) 
    『師與商也孰賢？』(先進十五)
二、交際之與：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學而四)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長十六) 
三、對向之與：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學而十五) 
四、和同之與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為政九)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九) 
五、參加之與：

        『吾不與祭，如不祭。』(八佾十二)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泰伯十八) 
六、給予之與：

    『與之釜』『與之庾』『與之粟』(雍也三)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二) 
七、感嘆之與：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二) 
    『歸與！歸與！』(公冶長廿一) 
八、與其之與：

       『禮，與齊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八佾四)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述而卅五) 
九、贊同之與：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述而廿八) 
    『吾與點也。』(先進廿五)

九種文義僅是一概括，這裡並沒有藉此窮盡所有「與」字的意思。文義與文義彼此間有一過度轉換的空間，而各種文義在不同語句的脈絡中，又有著不同的延伸與深化，窮盡取向的分類是沒有必要的。雖然如此，若要將《論語》中的「與」字限縮在這九種文義裡面，我認為是可行的。

        衡諸上述九種文義，回顧〈子罕一〉章，斷句如下：『子罕言利，與命 與仁。』並有此下列三種翻譯：

一、孔子甚少言及「利」，但卻贊同「命」與「仁」。
二、之於「命」與「仁」，孔子甚少言及「利」。
三、孔子甚少言及「利」，如果言及也是在「命」與「仁」上說。

第一種翻譯，是將「與命與仁」的第一個與解為贊同之與，第二個與解為連結之與。語意上與錢穆《論語新解》者相同，只是採此斷句，似較合乎《論語》通例。第二種和第三種翻譯翻譯，皆是以對向之與解「與命與仁」之與。但語意近乎相反。

    《論語》中，仁有110字，命有24字，利有11字，而「利」字多是附帶在語句中出現，未有專論，也不見弟子時人提問。單說「孔子甚少言及利」，並無不妥。孔子重視仁，不在話下；孔子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將道之行廢歸於命，又《論語》末章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開頭，要說孔子也重視命，亦不過分。第一種翻譯的根據在此，取之。

        若採第二種翻譯，就語氣上來看，感覺孔子平時常常言及「利」，只有在「命」與「仁」上不說，這和《論語》中的孔子形象是相違的。撇開語氣不論，誠然在「命」與「仁」上孔子不言及「利」，但即使在沒有「利」與「仁」的語句裡，「利」字要嘛就很少出現，要嘛出現了也是具有負面意義。如此看來，〈子罕一〉章實無必要作此強調。故此，不取第二種翻譯。

        若採第三種翻譯，就《論語》而言，甚少支持「在命與仁上說利」的證 據。考諸各章，唯有「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一句明白的出現「利」與「仁」二字，但即使如此，這一句也不是在探究「利」與「仁」的關係。即使不把討論限縮在字面上，孔子言仁言命，都不曾直接或間接的表示仁、命與利的關係。故此，不取第三種翻譯。

        接受了第一種翻譯，就不得不問：「為什麼孔子甚少言及利呢？」「為什麼孔子贊同仁與命呢？」「為什麼仁與命要並舉呢？」「為什麼罕言利要和與仁與命放在一起呢？」

        孔子不言利，不代表他徹底否定了利。子張問政，孔子回答「無見小利」因為「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可見孔子對於利亦有大小之分，有些利重，有些利輕；儘管如此，「小利」的對反並非「大利」，而是「大事」，「大事」涉及之利害固然嚴重，但孔子要求子張所成者是「大事」而非「大利」，由此可見，孔子在這句話的態度上仍是罕言利的。利是效益，效益是人所追求者，而利是外在的，或依存於事，或依存於物。人若盲目追求外在的事物，會喪失自己的主體性，孔子甚少言利，是因為深知盲目的危害。

       「命」與「仁」，前者是生命中不可控制的力量，後者是人作為主體展現自己為人的表現。生命過程裡的自然環境、現實條件、社會結構、歷史脈絡、偶然機緣，這些都是「命」之使然。「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是說仁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上，「我欲仁斯仁至矣」這是說仁完全操之在己；由這兩句可知，仁雖然不能脫離人，但仁卻是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也就是不求於事物。

        這麼看下來，孔子贊同「命」與「仁」的意義就很明顯了。知「命」，則明白為什麼現狀會是這個樣子，這個明白不僅只是「理解」，還是「諒解」，這種明白導引出來的不是憤慨、悲壯、哀傷，而是一種公正平和的沉著。正是在知「命」的前提上，依「仁」成為當然的。「仁」是一種努力的表現，努力明白自己與他人的處境，並努力嘗試讓這種處境致於美善。

        在此引一段西諺作小結：「我祈禱上帝賜予我同情，去包容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情；我祈禱上帝賜予我勇氣，去改變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情，我祈禱上帝賜予我智慧，去分辨那些事情可以改變，哪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