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ITTI

 「進步本土主義」是一個進步性思維的想法，當初貿然提出這個概念，現在覺得有點後悔，因為要把這個觀念討論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這是我自己闖的禍，因為既然我在2006年七一五行動時公開使用了這個term，就應該要負責任說明它的意涵。其實，這種涉及「大戰略」的思考不能期待個別理論家，而必須靠所有各專業領域的學者相互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形成。現在想想，我在「七一五」時犯的兩件大錯，一是提出「進步本土」，一是提出「轉型正義」。前者提出之後缺乏充分的說明，後者則不幸被政治性地挪用，以致我現在必須出面進行收尾，以向臺灣社會表示負責之意。 

關於何謂「本土」的問題，我在七一五的發言中，其實主要是在當時臺灣既有的公共論述語彙的脈絡之中，也就是在七○年代以來黨外民主運動史上習用的「本土／外來」這組軸線上，沿用並再創造既有的詞彙。我無意涉入關於「本土」一詞的語意學上的爭辯，也不特別覺得必須拘泥於「本土」這個名詞。我只不過使用了民進黨最重要的政治語彙，用來和他們對話而已。另外，我當時對「進步」這個詞彙，也沒有進行哲學論述上精確的界定。後來想想，確實應該要有更為清楚的界定。整體來講，我所謂「進步本土」所指涉的意涵，是素樸、單純的。我的思考前提是，台灣是一個形成中的nation-state，而我們應該讓這個過程完成（也就是所謂國家「正常化」）。在這個前提預設下，我主張選擇政治光譜中比較左，或者一般被理解為比較進步的道路，來完成這個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工程。 

這是我觀察研究臺灣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得到的一點心得。我認為臺灣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個持續在發生中的歷史現象。基本上，它是數百年來東北亞地緣政治的產物，臺灣近代政治思想史也反映了這個地緣政治的深刻影響。基於這個臺灣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認識，我認為促成臺灣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工程之完成，是一個正當、合理而且可欲的目標。在這個預設下，我試圖進行一個關於「進步本土」的系統性思考。 

如果台灣要形成一個民族國家（這是指國際政治上通行的主權國家「形式」，而比較不涉及關於臺灣nation組成要素的討論），已無可能複製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形成那種由上而下，以國家暴力抹除差異的作法，而必須透過由下而上，以非脅迫的方式，透過有效的治理，創造政治正當性，從而鞏固共同體。換句話說，如今nation-state building的方向必須逆轉，台灣的民族或國民形成(nation-formation)已經沒有國家主義（statism）的選項。或者說，國家強制力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必須大幅降低，而「社會」取代國家成為核心。這裏，所謂「政治正當性」指的是「民主」、「進步」的一般性概念，如民主鞏固與深化、自由人權的保障、多元主義、分配正義、以及對環保、文化、教育的重視等。 

2006年的時候，民進黨政府對內沒有建構出具有正當性的治理，對外則找不到外交出路，因此開始偏離當年反對運動時期所擁有的那種開放、進步的精神，逐漸走向保守與封閉。這和先前那個liberal, civic的民進黨不同。當治理失敗，又面臨外部危機，大家逐漸失信心的情形下，「民族」遂被置於「民主」「進步」之前，而民族主義現象的兩面性也就在這裡充分展現出來。換言之，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由進步到反動的週期正在發生。我們看到，如果缺乏「民主」的制約與轉化，民族主義發展可能走向歧路。在我成長過程中，臺灣民族主義是具有民主和進步價值的正當性的，但是後來的發展已經逐漸喪失這個正當性。 必須說明的是，我這個思考還不是體系性的。它比較像是在一個長期求學求知的過程中，從不同知識領域的摸索中逐步匯聚，逐步形成的一種政治思考的「傾向」。它和康德或John Rawls那種演繹式的論證推衍方式不同，也不是基於馬克思主義或者某種意識型態的先驗立場的發言，而比較是經驗的、歸納的。或許，我可以暫時將我個人對「進步本土主義」的想法，稱之為一種「經驗的、歸納的、結構的、戰略的進步主義」。 

以下我會分兩部分討論自己這種思考「傾向」形成的過程。第一部分涉及個人求知歷程，第二部分涉及對現實政治的觀察。 

二、個人學思歷程

 I. 求學時的西方知識背景： 

我的所謂「進步本土」的「傾向」為何是歸納與經驗的呢？我在八零年代末期進入芝加哥大學政研所當研究生，那時剛好是所謂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大失敗的時期，可以說是西方學界馬克思主義的大瓦解，全球左翼對馬克思主義出現了徬徨與遲疑的時刻。那時我跟著Jon Elster讀馬克思，讀了好一段時間。當時，在西方左翼學界之中有不少人在理論上與知識上談論馬克思主義時，開始有了「存其神去其形」的想法，也就是認為：馬克思問對了問題，可是給錯了答案。我剛好碰到這批人，他們被稱為「分析馬克思主義者」（analytical Marxists）。Jon Elster寫了一本Making sense of Marxism （這本書被Michael Buroway （結構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為making nonsense）。Elster是一個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者，認為社會分析必須從個別行動者出發，強調行動者的能動性，並且認為必須跳脫傳統的階級觀念來談這個問題。這個群體的成員，還有美國的John E. Roemer及Adam Przeworski，以及英國的J.A. Cohen（他在八零年代和Elster有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功能論的辯論，後來化敵為友。）Roemer試圖用數學來計算何謂「剝削」等概念，而Przeworski則用數學模型討論階級鬥爭，並且證明國家對資本的結構性依賴關係。這個思考路數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很不同。當然，儘管我讀了一些馬克思的作品，可是絕對不能說是真正的瞭解馬克思。當時我還跟著在芝大校園附近開「士林書店」的林孝信一起讀Paul Sweezy，也和台獨左翼前輩讀過列寧。老林和獨左的朋友對馬克思的信仰是很真實的，儘管他們政治立場不同。 

最終，我同意或者接受了Elster對馬克思的評價：我們必須以嚴謹的社會科學知識檢驗馬克思的主張，他的論證有些依然有效，但有些已經站不住腳；不過，他超人的熱情與關懷是非常可貴的，因此必須保留下來。這個評價，成為我對左翼思考的基礎。對於馬克思以及社會主義的人道與弱勢關懷，我深受所感動，對於他對資本主義分析的若干洞見，我也很佩服，但我對於任何教條主義的宣稱都非常反感，也很厭惡大聲吹噓自己是「左派」但卻沒有思想內容，或者根本是「左言右行」的人。相反的，我很重視為實踐尋求堅實的經驗知識基礎。事實上，想要實踐社會主義，人民必須具備某些civic virtues，沒有公共virtues，社會主義不容易實現。換句話說，人性必須被加以改造。我問過老林，有些頹廢主義或個人主義的文學或藝術作品，比如波特萊爾的詩，恐怕會妨礙這些civic virtues的形成吧。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如果有妨礙，就應該要加以鎮壓。」（！）我也曾聽過老林的臺灣民主支援會的理論家（熊三）提到說，他正在思考佛教對於改造人類自私性格，塑造公民德行的可能性。我親身接觸到社會主義者在知識與實踐上的徬徨，這個經驗，於我而言是一個除魅的過程，使我此後極端厭惡那種其實非常唯心的歷史必然論與教條主義的思考傾向。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我又接觸到另一種思潮，就是Laclau和Mouffe等人的「後馬克思主義」，也就是日後的「激進民主派」。Laclau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書指出，「階級」並不具有先驗的優先地位，每個時代都有屬於那個時代的主要矛盾，這是經驗問題，而且不斷變動。這個思考更加深了我反教條主義的傾向。 

另外，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利刃對任何主體形成的計畫都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在這個思潮下，不要說民族或國家，連個別主體也被瓦解了。這個解構風潮也影響到民族主義研究。從Gellner到Anderson以來對民族主義的解構，對於想要justify台灣主體性的台灣人來說，在知識上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台灣人如何一方面解構壓迫者強加的認同，另一方面又去justify自己的認同？如果想要為這個兩難困境尋求解決方案，就不可能接受簡單的教條主義思考。借用Ernest Mandel的「晚期資本主義」概念，我認為台灣民族主義是一個「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它在1920年代全球反殖民運動浪潮中出現，但是大多數國家到了1960年代就獨立了，但是台灣一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真正解除殖民，獲得獨立。Anderson講的last wave nationalism還在延續。這種「晚期民族主義」現象的特徵之一，就是它面臨一個對民族主義非常有敵意的當代知識與道德氛圍，已經不再擁有早期反殖民民族主義的那種單純不受質疑的正當性。連帶的，早期民族主義被容許使用的政治行動選項（如透過國家力量塑造認同）也已不再被容許。在這種不利的條件下，只會空講「愛台灣」而不考慮當代主流的進步政治價值，如平等、多元、差異等，是難以被接受的。不過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完成民族國家建構，或者共同體形成，不先界定共同體的成員範圍，根本無法實現分配正義。（這是英國社會主義哲學家David Miller的看法。我很贊成。）所以，我對於一味講「愛台灣」者，或者只想談「階級」不願意面對民族問題者，都有一點保留。 

II. 對「台灣」的省思歷程： 

我進行台灣研究最初的動機，是出於一個古典的民族主義者的立場。我的動機是實踐的，而非純粹知識的。我研究台灣的目的，在試圖理解世界史中「台灣」的形成，並且用知識來辯護台灣認同。借用Anderson的話說，我想「透過台灣研究，將台灣送上世界的知識地圖上」。這個具有實踐意含的政治研究，是我思考上很重要的起點。以下我分四個領域報告自己思考形成的緩慢歷程：政治哲學、西洋和台灣政治思想史、比較政治和台灣政治史、後殖民研究。

 〈政治哲學〉 

我比較認真思考台灣問題，最早是由政治哲學上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挑戰開始的。如同前面所說的，我們已經不能以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形成期那種由上而下的作法，來建立一個台灣主體了。今天我們的課題是：如何建立台灣主體，而又不在這個過程中壓迫他人。這也就是盧梭在《民約論》開宗明義所說：尋找一個政治體制，在其中我們既團結在一起，而又不會喪失個人自由。換句話說，這就是「自由與共同體」的問題。九零年代初期我跟著法國籍的Bernard Manin研究盧梭，並且針對這個問題寫了一篇論文。後來短暫回到台灣，我又借用漢娜‧鄂蘭與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的說法，寫了一篇論文，重構台灣民族主義的哲學基礎，幾乎把所謂「台灣人」的本質性給抽光。換句話說，我在摸索一種非本質主義的，開放的主體建構的理論可能。這個想法的源頭是盧梭的共和主義，然後再沿著托克維爾、鄂蘭的線，還有Carole Pateman的參與民主理論，發展成某種civic nationalism的主體建構路線。再說一次，台灣無法效法德國、日本，甚至中國民族主義那樣走向文化、血統論述的路子。 

〈西洋／（日本）／台灣政治思想史〉 

除了政治哲學，另一個促使我思考台灣的契機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台灣的四百年政治史到底具有什麼「文明史」的意義或教訓呢？這是芝加哥大學所謂Leo Strauss學派政治思想史給我的啟示，因為Leo Srauss的整個政治思想史計畫，就是一個藉由二十世紀猶太人遭遇來重新檢視西方文明的計畫。長期受Strauss學派師長的薰陶，我開始思考：那麼台灣四百年政治史，台灣的歷史經驗，又具有什麼可能的文明史意義呢？這是一種高層次的主體建構計畫的想法。我認為台灣的知識人應該要有這樣的格局。 

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訓練同時也刺激了我對台灣思想史的思考。如果Leo Strauss指引了我一條探討文明史的思想史作法，那麼劍橋學派的Quentin Skinner的英國思想史計畫，則鼓舞了我進行經由歷史詮釋建構台灣政治思想史的努力。文明史和民族史，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台灣思想史作法，我希望將他們合而為一，從思想上建構台灣主體，讓這個主體不只是台灣的，同時也是世界的。 

（必須補充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也給我很大的啟示，這個啟示主要在他如何透過文本重新詮釋建構日本本土的現代性傳統，或者凸顯本土的進步傳統這個思想計畫之上。不過，關於日本思想史的部分就等將來有機會再說吧。） 

當然，我的哲學立場選擇，已經決定了我在思想史的詮釋策略，也就是說，我試圖進行一種非本質主義式的台灣政治思想史建構。例如，獨派喜歡說「台灣人四百年來…」，這是一種典型的本質主義宣稱，和「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之類的說法是一樣的。問題是四百年前「台灣人」尚未出現啊。從思想史角度對台獨歷史論述進行非本質主義的重構，我最早寫的是關於彭明敏的「台灣自救宣言」的分析（後來才知道那是謝聰敏寫的，所以我的文章似乎要重寫了）。在這篇文章中，我給自救宣言一個非常進步的詮釋，刻意凸顯本外省人可以一起合作建國這點，並將這篇宣言定位為台灣公民民族主義之濫觴。剛好彭明敏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時也愛讀Ernest Renan的作品(特別是Qu’est-ce qu’une nation?)，因此詮釋起來很順。後來一篇作品是寫戰後台獨思想之父廖文奎（廖文毅的哥哥，第一個台灣人的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實用主義大將George Herbert Mead的學生）。在這篇文章中，我分析了一個前「祖國派」在對祖國幻滅後如何情境性的，工具性的使用「祖國」的思想來反抗祖國。由這個角度來看，戰後獨派的立場從一開始就不是很本質主義的，而是有歷史性的。 

要補充一點的是，後來回台任職後，我也開始注意到台灣民族主義似乎有逐漸保守反動的傾向。我長期受到Frantz Fanon等人的影響，一直在追求超越後殖民民族主義困境的途徑。也就是說，只有民族獨立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解放，否則只有獨立形式，反而可能出現和新殖民者合作的新買辦階級。當陳水扁旁邊出現了吳禮涪（美國）和辜寬敏（日本）時，我心中忍不住會擔心，如果沒有進步社會力量的出現，台灣可能出現一個跨國資本主宰的新殖民體制。從這個思考出發，我也在台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計畫中，加入了「台灣左翼傳統」的研究，希望從台灣本土的左翼實踐經驗中，尋找到有用的教訓，作為當代進步本土論述的養分。這個思考，同時也是對當代後殖民批評的一個回應。 

至於台灣的左翼人士，雖然很有正義感，但他們的論述中似乎總是缺少台灣本土的脈絡，也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人的認同需求，結果在實踐上就缺乏力量。結果，台灣知識界出現了奇特的結盟，獨派在知識上讓出左翼，放左翼給統派或「不統不獨」派。我進行「台灣左翼傳統」的研究的一個政治的理由，也是想要打破當代統派對「左」的壟斷。在我看來，他們中國民族主義的成分高過「左」。 

〈比較政治／台灣政治史〉 

關於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我在三個階段的摸索當中，逐漸累積出一些對台灣政治史的思考。必須說明的是，我稱這些研究為「台灣政治史」的目的，在試圖建構台灣人的政治史意識，事實上這些研究從學科觀點而言可以說都是比較政治或歷史社會學的勞作。我借用自己的三篇論文說明這些思考的發展。 

1. The Formosan Ideology （2003） 

這篇博士論文的purpose是多重的，前半部是比較殖民主義、比較國家形成，以及比較民族主義的研究，後半部則是對台灣政治史上出現過的二三零年代的台灣民族主義進行意識形態分析。今天我們不談前半部，只談台灣政治史。在這裏，我提出一個觀念：Geopolitically，台灣處在一種「雙重邊陲」的位置—日本明治之後試圖「脫亞入歐」被西方拒絕，只好「脫歐返亞」，因此在地緣政治結構上一直處於西方的邊陲，而台灣則一直在日本的邊陲。我稱呼這是一種「雙重邊緣性」(double marginality)的狀態：日本被西方壓抑，台灣則被日本壓抑，所以台灣民族主義在抵抗策略上選擇支持西方價值，也就是「遠交近攻」，選擇敵人的敵人。這是一個現代性的論述結盟。換言之，我的看法是地緣政治的位置會shape某種意識形態的傾向。台灣政治運動中這種「作為解放的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傾向，一直到今日還是很強，因為台灣處在雙重邊緣這個地緣政治結構到今天還沒有改變。戰後國民黨六零年代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和戰前日本天皇制意識型態一樣，都是某種折衷主義的，半學習西方半反對西方的新傳統主義意識型態，因此台灣的獨派一直可以利用強烈現代性傾向，來批判統治者的封建和不完整的現代性。另外，當代中國崛起後，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結構幾乎與戰前一模一樣：中國位於西方邊陲，台灣被壓擠在中國邊陲，所以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都對西方有複雜的resentment，既模仿西方，又反西方，既反霸又想自己稱霸，而台灣民族主義則沒有這種complex，明快地選擇「脫亞入歐」，與西方現代接櫫的啟蒙普世價值連結。 

因此，對我來說，所謂「進步本土」路線，不來自新馬，也不來自任何教條，而是從台灣政治史上的這個結構性條件歷史脈絡之中產生的。這是一種結合了政治史、思想史與比較政治的，具有脈絡的思考方式。 

2. Fragment Of/f Empires (2004) 

在The Formosan Ideology的基礎上，我寫了一篇台灣民族主義形成的歷史社會學分析：Fragment of/f Emipires (2004)。這是我之前在日本發表的文章，希望有一天可以發展成一本書。在文章中，我提出一個觀念：台灣民族國家的雛形是在複數個帝國壓擠的地緣政治結構下產生的，但同樣也受限於這個結構而無法完成民族國家形成。 

3. Discontinuous and cumulative nation-state formation (2007) 

去年八月，我借用Charles Tilly的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社會學理論，也就是民主，民族，國家三位一體形成的架構，來分析台灣這塊土地上所出現的state如何在台灣進行互相矛盾的國家建構與認同塑造，以及這些不連續的，乃至相互矛盾的統治作為所產生的制度性後果，如何以一種累積的方式慢慢型塑了一個以「台灣」為邊界的民族國家。這其實是前一篇論文Fragment Of/f Empires的續篇，從另一個側面（國家）探討「台灣」的形成。如果借用盧梭的說法，這些不同的國家統治在制度上的效應，是一種「from man to citizen」的過程。用Tilly的架構分析，台灣的政治史雖然是斷裂的，但制度累積面來看，卻毫無疑問是一個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事實上，台灣的民主化也必須presume共同體的出現。因此，我不會像一些台派的朋友那樣的緊張，要是馬做了太冒進的動作，社會一定會有反彈。因為，「台灣國」或者「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形成，是長期歷史積累的結果，不是任何一個單一政治人物可以簡單invent或undo。如果馬英九認為他可以個人政治操作解消「台灣」，那他必然要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 

〈後殖民研究〉 

雖然我很關心後殖民批判的問題，我始終沒有很刻意進行後殖民研究，因為我想從經驗面把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些現象先弄清楚再說。畢竟「後殖民」是一種政治態度，而想在政治上表態，最好在知識上先釐清一些基本事實。我用兩篇相關的文章說明自己關於這個主題的想法。
 
1. 〈台灣後殖民論綱〉（2006） 

在台灣或日本的後殖民研究，大多是文學，修辭學之類的研究，但是我認為必須先對於何謂「殖民」，有清楚的經驗性認識，才能進行關於「後殖民」的理論或概念建構。後殖民研究從頭到尾都是政治性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關於「殖民」「殖民主義」的經驗性、歷史性研究，很有可能變成個人政治立場的表明而沒有任何知識內容。2005年時剛好台灣歷史學會主辦一個「終戰六十週年」研究會，討論戰後各國獨立經驗，主辦單位找我寫一篇討論台獨與後殖民主義關係的論文，所以那時我把這篇論文當一個mental exercise來寫，想要把後殖民邏輯放在台灣的情境中推演一次。基本上，我從台灣是「多重殖民」和「連續殖民」這個歷史前提出發，探討如何建立一個開放的台灣主體的策略。我從漢族裔台灣人為主體的反殖民運動歷史經驗中抽繹出兩個有用的教訓。第一個是台灣民眾黨所提出的「台灣人全體」概念，這是在1927年台灣民族運動左右派交鋒論爭當中產生出來的一個開放性的「台灣人」概念。我認為這是台灣左翼傳統留給我們的一個寶貴的legacy，因為當時左派提醒右派「台灣人」只包括仕紳和地主，卻排除了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工人。結果連右翼的陳逢源、蔡培火也被迫同意擴大「台灣人」概念。換句話說，台灣左翼的批判糾正了右傾台灣民族主義的保守傾向。第二個教訓是前面所說的「雙重邊陲性」狀況中孕生的台灣人抵抗策略：遠交近攻，與「作為解放的現代性」結盟。在現實中這意味著與西方，以及「日本內部的西方」結盟，而這意味著「殖民者」「西方」乃至「日本」「中國」同樣沒有一成不變的本質，同樣可以裂解成「殖民」和「反殖民」的陣營，同樣可以依循某種共享的進步價值結盟。這也是歷史的教訓。 

這兩個教訓，都是我多年研究台灣政治史的心得，不是個人感想或者空談。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體會到「後殖民」如何是「反殖民」的延長，是有具體歷史內容的，也第一次體會到一種扎扎實實的「有根據的理論化」工作給人的愉快感覺。 

2. 〈賤民宣言〉(200)

〈賤民宣言〉是去年九月應韓國延世大學歷史學者白永瑞之邀而寫的。當時他們那批韓國學者選擇台灣、沖繩、越南三地，和在地的學者坐下來談一整天關於「如何在帝國交錯的地帶逃離帝國」這個主題。對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後來判斷我們沒有任何機會逃離帝國，最好也只能像許世楷他們的主張一樣，找一個親近的強國如美國或日本來取得支持。寫作時，我想到「被迫向善」恐怕是處在帝國夾縫中的台灣人唯一的選擇，否則只能當附庸。當然，經濟一直是一個重要課題。當我六月底在西雅圖與Pheang Cheah（謝平）這個後殖民研究專家對話時，提到台灣的矛盾處境：經濟上具有殖民鄰近貧窮國家的實力，政治上卻是強權的殖民地。這種同時殖民與被殖民的矛盾處境使台灣人處在一種雙重「非人」的情境：一方面工具化鄰國的勞動者，一方面被國際強權當成棋子（工具化）。要怎麼解決這個困境？我當時的說法是，台灣人在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上，除了持續維持某種對友善強權的現實主義依賴關係之外，恐怕只剩下與global civil society接軌的選擇。和全球公民社會的普世人權價值接軌，使我們可以一面抗拒強權現實主義政治對我們的工具化，一方面可以抗拒自己內在渴望將鄰國勞動者工具化的傾向。在這裏我借用了一個尼采道德系譜學的觀念，也就是如何將被壓迫者的resentment轉為道德的可能性。不過，這個思考方向是純政治的，缺少了經濟的面向，但是在思考台灣人如何逃離帝國夾縫時，我們不能忽略搜尋經濟上的出路。無論是大航海時代的trade，還是後來的帝國主義，主導台灣歷史發展的兩個力量，始終是state與economy。所以，如何能夠在經濟上考量現實提出一個和前面所說的「進步本土」的思考相容的model，這要大家來思考。翻成社會科學語言來說，台灣有沒有一條「進步的經濟民族主義」的路線之可能？這個問題超出了我個人專業的能力，需要就教於真正的高手。事實上，我自己對於做所謂「大理論」有非常大的懷疑。我認為建構國家願景，是一個需要投入一兩個世代知識份子努力的工程，得大家一起來打拼。 

三、對台灣政治現實的觀察（本段省略） 

民主化與台灣民族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民主化→台灣民族主義的主流化、（工具）理性化與激進化→墮落或反動化？ 

四、結論： 

最後，讓我們模仿列寧說：What is to be done? 簡單說，我們必須有一個進步的經濟戰略，能夠與進步的政治戰略相容並且發揮相乘效果。最重要的，我們需要一個思想運動，結合好幾個世代的努力，共同思考台灣的出路。我用這句Hanna Arendt 很喜歡的格言送給各位，並與大家相互勉勵： “Amor Fati, Amor Mundi” (熱愛命運，熱愛世界) 如果困境是台灣人的共同命運，那麼讓我們熱愛這個命運，並且更堅定的面對這個世界，因為這也是我們的世界，不管它對我們多麼不公平。







──取自： 《Zeitge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