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ITTI

最近在看王葆玹的《西漢經學源流》，想要為我的儒學自修下一個了結。讀王葆玹的書很有挑戰性，一方面會不斷因他的發見而驚喜(儘管那不全是他獨創)，一方面則要小心他的過度推論與刻意扭曲。

重新翻了翻三民書局的《尚書讀本》，又對了方東美的《新儒家哲學十八講》，從頭把鴻範篇唸過一遍，真有意思。我忘記誰講過商朝的最高信仰是個暴力上帝，如果鴻範篇真是商朝遺臣箕子所言，那作為開往人文精神蓬勃之周朝的過度，鴻範篇真的勾勒出了一幅兼具迷信和理性的生動圖像。

迷信和理性，或許這就是儒學。

方東美認為，儒學同時具有兩種對立卻不矛盾的傳統，一種來自周易，一種來自尚書。但王葆玹卻解今文經成魯學和齊學兩大派。前者主禮學、魯詩、穀梁傳；後者主尚書、齊詩、公羊傳。而一脈相承的官方易學，則受齊學影響較深，魯學易主要停留在民間而未晉於官方。兩說或有牴觸。

我相信儒學本身的確是具有某種對立性格，例如變動與永恆的對立。但如果貿然同意這種對立的二元性，可能太過莽撞。

經學是在戰國晚期發展出來的，到西漢才逐漸完備。原始儒學與經學的關聯性，倒沒那麼理所當然。難怪徐聖心老師要說朱熹在搞革命了。所以我想問：什麼是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