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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NTU,

新學期，應該要有新希望。在工作坊結束之後，我們一群人到pizza店聚餐。邀請的兩位前任會長都出席，他們離開校園已經很久，在中研院工作的背景，也可以被稱呼一聲老師。溫文的學長仔細聽著年輕的學代（才大一）描述今天參與論壇的經驗，關心地詢問我：「校園裡的環境是什麼？你們面臨什麼問題？」

面對學長真誠溫暖的臉孔，也因為店裡人聲吵雜，我提高聲音對學長解釋現在年輕人面臨的公共參與困境。重覆著一整天的討論，坦白講，是長久以來的困惑與不安，我們一遍又一遍吶喊著：「議題零碎化、政黨惡鬥導致的政治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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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時間的光譜拉開，觀察代聯會到歷屆學生會每年的處理過的問題（註一），可以發現從社會／政治議題、校園民主、大學法修正、性別一直到日常生活，大論述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趨勢是瑣碎的校園議題。白話的講，過去的校園公共領域參與者很容易便可以找到一個切入點，攻擊黨國體系以及其衍伸到校園中的魔手，或者是盤根錯節的父權體制；但是在前人的努力與勝利之後，我們很快就發現，校園中的敵人不見了。

敵人變形、隱身，成為更隱微的存在。

議題零碎化，與其說難以召喚群眾的熱情，不如說是連參與者的熱情都難以召喚。拿第六屆、第七屆學生會的課程改革比較，當時最重要的課題是「軍訓／護理改選修」。黃國昌與許家馨兩人曾經不只一次在媒體上發表聲明、在校園中發起靜坐，造成校方壓力，迫使改變。反觀近年，課程最重要的爭議可能是網路加退選的相關議題，在校園中卻連明確的推動者、參與者，都很難定義。

這反映出來的意義是什麼？

第一，「軍護改選修」直接連結到的是黨國控制。不需要細緻的資料分析、論述推衍，「否定」本身就已經是應然的作為；相較於網路加退選作為一種政策選擇，行政成本、課程資源都是複雜的變因，學生必須相當用功才能提出具建設性的主張。

第二，個人／組織弱化，分散的行動者難以集結力量。簡單地說，政策選擇的議題既然更加複雜，個人或組織都必須更聰明、更用功才能知道問題在哪裡，以及怎麼解決問題。但是缺乏組織的個人，或是缺乏培力的組織，因為沒有能力提出主張，所以討論流於個人經驗／情緒的發抒、為反對而反對的掙扎。也難怪無法有效地發揮戰力，難怪學校輕視學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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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相比較，除此之外，諷刺的是有許多勝利的成果，反而變成現在改革的潛在危機。

例如，當學生代表開始擁有各項會議／委員會的出席代表權之後，學校很快就學會了以會議為由，回堵學生的嘴。這樣的說法我們再熟悉不過了：「我們曾經在○○時候召開公聽會／委員會，也有邀請學生代表出席，沒有人來啊！」

 彷彿給了位置就給了一切。但是，被囊括到制度中不代表問題能夠解決。例如，資訊是否流通、是否公開，程序的參與是否以學生為主體、問題能否透過參與解決等等，有了位置，不代表學生的地位就已經百分百地保障。背後權力的運作仍然斧鑿處處，我們雖然擁有比前人更多的武器，但是擁有武器不代表擁有平等地位；學生自治組織能否清楚認知自己身處體制內的戰鬥位置，妥善運用代表權、而非被收編為當權者的背書圖章，是微妙而艱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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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生，我認為校園，相較於社會，仍然是值得投入的領域；而所謂「制度內」的學生自治組織，也仍然是重要的實踐角度。

 上禮拜，我打電話邀請學生自治前輩林正修（註二）來工作坊任講者，他說他時機有空，可是不想來：「同學，學校裡沒什麼了，社會上有很多問題呢。」廣場上認識出了兩本文化政治評論的學長張鐵志（註三），他說，學生會有很多侷限，大學做過了就好。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不投入司法／媒體改革、環保／性別／勞工運動，到社會上真正改變不公不義；如果有人質疑學生自治組織的光環是否道德，或者假設它是右派、是政府、是權力腐敗的始點，那麼不如這樣回答：

一個反叛的觀點是重要的。一種投入公共事務的理想性是必須被看見的。在校園中我們應該準備好正面的、觸手可及的公共事務環境，讓大家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校園事務如果是退無可退的戰場，充填一隻木馬、進入行政體系屠城，就是必要的手段；過度檢驗只會消磨彼此的熱情，內耗將會使敵人得利。破壞比建立信任容易，而重點是我們願意選擇建立信任，或者是破壞信任？我們願意選擇聯手面對問題，或者是單打獨鬥、各自為政？

如果準備好答案，then let's practice what we preach.

 菁芳 09.02.24

（註一）感謝許躍儒同學提供的資料。
（註二）林正修，學運世代出身，學生時代寫過《如何在七天之內成為左派》。長年投入環保運動，後來被馬英九延攬入台北市府，曾任民政局長、研考會主委，選過立委。
（註三）張鐵志，音樂政治評論者。學生時代當過大陸社社長、學代。後來出過兩本書：《聲音與憤怒》《反叛的凝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