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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在《思想與人物》當中分析：「梁濟不但不是一個拘泥於傳統忠君觀念的保守主義者，反而是個贊成共和體制的改良主義者。但是由於梁濟太過相信中國傳統的文化秩序，相信道德上的自我成就必定與社會相干，除非道德行為的成就有相同比例的社會醒想，否則就永遠不覺得完成了自我。」（《幕垂鴞翔》，顏厥安）


徐志摩評述道：「梁濟的自殺是一種特殊價值，梁濟是為了自己的理想——『隨你叫它什麼吧：天理、義、理想或是康德的範疇——也就是孟子所說甚於生的那一點』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因此這一行為具有用不可磨滅的精神價值。」（〈讀桂林梁巨川先生遺書〉，徐志摩）


梁濟自云：「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敬告世人書》，梁濟）











他的遺書是這樣結束的：「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