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ITTI

前些日子，一群自詡左翼的團體舉辦了場「反高學費論壇」。說是反高學費其實不太恰當，正式名稱其實是：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反學費論壇。不少朋友參與其中，因緣際會下，我也印了該場論壇的會議手冊，趁著在清華大學陪考的空閒，讀了與會人士發表的文章。細節不論，姑且整理一下草率瀏覽過的心得。

簡單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學同時扮演著雙重角色：生產知識的工廠與訓練優質勞動力的養殖場。以往，研發乃是屬於個人的事業，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蓬勃興盛，研發所帶來的「創造性壟斷」效應逐漸受到重視，國家與資本家逐漸嘗試將「研發」收攏到自己的支配下，現代型大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而來。

為了回應國家與資本家的期待，現代型大學背負起生產知識的任務，換言之，就是從事研發。研發的成果將為資本家與國家所用。在這裡，當然免不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梳理，但一來個人學力有限，二來縱使擱置不談也無礙理解，就先行略過。研發成果為國家所用，在威權體制下，國家是國民黨的國家，大學當然脫離不了黨機 器的控制：組織上，有特種黨部與軍訓教官的交叉控制；方向上，則以國家發展政策作為高等教育的指引。之於前者，八零年代中後期的學生自治運動，與之密切關聯；之於後者，從第一志願的變遷，則可略見端倪。理工方面，七零年代（十大建設）以土木系為首，八零年代（竹科園區）後則以電機系為先；社會科學與人文學方面 ，長久以來即不被鼓勵，倒是政治系與法律系，牽涉到黨國的新陳代謝，歷來備受關注。類似的現象一直到政黨輪替後都存在，生物科技的膨脹與泡沫，就帶來了生命 科學學院與生農學院的興起（甚至更名）與空洞化。由此可見，大學在生產知識之外還肩負著另一個重要任務：訓練優質的勞動力。為誰訓練呢？在威權體制下，是黨與國家，在民主體制下，是資本家。

相對於威權，在民主體制下，政黨必須獲得人民支持來取得政權，經濟成長終不可免地將競選的重點，以此為前提，資本家得以施展影響力，左右國家的決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抬頭，逐漸出現經濟自由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商品化、金融化、國際化等趨勢，「自由競爭」的理念也逐漸滲透到整個高等教育。於是有了廣設大學與大學法人化的措施，一方面國家漸漸放寬對高等教育的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淵源於威權體制的需求），一方面國家也漸漸撤出對高等教育的補助。

廣設大學，本來希望透過自由競爭達到「適性發展」與「淘汰劣下」的效果，但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前段大學與後段大學的劃分，往往也是公私立大學的劃分，在基測與指考的制度下，這個劃分也是成績好／成績差的劃分。然而，成績表現又往往依賴於家境條件的配合，換言之，父母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子女，成績表現往往比較 好，成績好的子女得以進入前段大學，而前段大學又多為公立，學費又較私立大學便宜，反面推知，父母經濟狀況比較差的子女，往往就讀學費較高昂的私立大學。而大學的前段後段，又會影響大學生畢業後的出路，進而影響經濟狀況。所謂階級複製，於焉產生。

大學法人化，本來希望透過經費自籌達到「自負盈虧」的效果，所謂法人化，就是使公立大學擺脫模糊不清的法律地位，成為大學法人（公法人）。成為大學法人，相較於政府機關，在人事上與會計上得以享有更高的自主性，擁有更高的營運效率，卻也負擔更高的營運責任，例如經費自籌。但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公立大學長久依賴國家補助，缺乏捐款的慣例（倒是有捐大樓的慣例），當國家要把補助撤離時，公立大學為了開源節流，一方面削減不必要的支出，一方面增加額外的收入。諸如平價宿舍、校區交通車班次、社團活動空間與經費，即所謂不要的支出。諸如建教合作、產學合作、租賣校地，即所謂額外的收入。而就在這個時刻，資本家的手則悄悄地以「市場」之名伸入大學。

學費調漲，是廣設大學與大學法人化之後的下一步。背後理由乍聽之下是很有說服力的：不漲學費，不公不義。接受高等教育被視為提高個人人力資本的投資，其目的便在於增加未來的所得，投資有其成本，這個成本就是學費。這種將高等教育視為投資的觀念，可稱之為「高教投資觀」。漲學費的公義，便是建立在高教投資觀的基礎上──既然高等教育是投資，那成本（學費）當然要由投資者負擔。高教投資似乎言之成理，卻忽略了：大學所訓練的優質勞動力，乃是為資本家所用，資本家卻不必支付任何成本。這些勞動力不只優質，而且低廉。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ＩＭＤ）評比，2011年台灣勞動市場排名全球第七，然而這樣的名次卻是建立在工資被嚴重低估的前提之下。而廣設大學造成的文憑氾濫與文憑貶值，壓低了大學生的畢業工資，一旦大學生的畢業工資被壓低，僅具高職生學歷的勞工工資也抬高不起，反倒出現「不得不唸大學」的現象。

不得不唸大學，唸大學又要繳學費，私立大學學費本來就不少，公立大學學費調漲，大學畢業後起薪又很低，扼殺了青年的活力與創意，也拉大了貧與富之間的差距。 資本家一方面省去了訓練勞動力的費用，另一方面又有低廉的勞動力可使用。廣設大學，壓低了大學畢業生與高中職畢業生的起薪，為因應畢業即失業，研究生的數量 大為增加，除多出一批更為優質的勞動力外，也刺激了生產知識的效率。大學法人化，則是資本家替代國家的過程，當教授被研究與教學綁架而無力於大學自主，當學 生被就業與學業綁架而無心於校園治理，學術自由與學術多元終將服從市場的邏輯。

反高學費論壇的分析，當然比我東拼西湊的心得高明許多，他們提出的因應對策，也相當吸引人：教育公共化、課徵教育捐、反學費。這本是整體性的方案，反高學費 則屬於權宜性的方案，或者可以說，反高學費必須要放在教育公共化的框架下來理解，課徵教育捐為手段，反學費為目標。

話雖如此，對該場論壇與會人士所發表的文章，我卻仍有所保留。當然，保留並非反對。簡單將若干疑惑作個整理：以教育公共化為前提，高等教育具有什麼樣的目標？以教育公共化為訴求，該如何處理前段大學與後段大學在責任上、方向上、資源上的矛盾？廣設大學、大學法人化與教育公共化並非當然衝突，後者該如回應前兩者？如果要放棄高教投資觀的偏狹，又該以什麼樣的觀念回應？至於課徵教育捐與企業競爭力的拉扯，大哉問也，自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