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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教育部公布《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綱》草案，引起不少爭議，然而討論的焦點，或問「考或不考」，或問「該怎麼教」，有些人關注「為什麼是中華文化」，有些人關注「為什麼只有儒家」。然而，儘管12年國教早已成為教育部的政策目標，卻少有人關注「文化基本教材在義務教育中所發揮的功能」，也少有人問「文化基本教材到底有沒有必要」？

高中教育作為義務教育，限制著青少年的行動自由，一星期5天，每天最少9小時，雖然很難說這樣是「健康的」或「好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這樣的制度安排，對台灣社會似乎是不得不然。既然非得階段性地接受這種「每周5天加上每天9小時」的課程規模，如果我們希望高中生活得更有成就感、更有樂趣、更有尊嚴，那調整義務教育課程的授課內容與授課形式，就是在條件限制下漸進改革可能選項。

然而，義務教育的課程設計，與「升學考試」乃至於「就業途徑」又是緊密相連，只要因為職業差異所形成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未被解決，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就依然會以各種樣態繼續繁衍。如果忽略了義務教育的複雜面向，縱使「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所承載的理想再怎麼美好崇高，終將遭受扭曲而變質。

在現行的義務教育型態下，冀求「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發揮所謂「省思文化要義，結合在地特色與當代思潮，以達繼往開來之目的」的課程目標，根本是緣木求魚。對教師而言，在龐大的升學壓力以及有限的時間下，教學勢必重「解題」勝過於「啟發」；對學生來說，在這麼濃縮（一天8堂課）又封閉（生活剩下讀書）的受教環境下，對傳統中國經典的理解又難免是「工具性的」與「技術性的」。在這樣的教學與理解之下，讀什麼都沒有意義，「繼往」繼的終究是八股的過往，「開來」開的恐怕是愚民的未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穎達《五經正義》註：「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然而，「先王」不就是共同體的集體認同嗎？「遺文」不就是共同體的歷史記載嗎？德行不就是要求我們把「正當」的事情加以付諸「實行」嗎？忠者，盡己也，所盡的不就是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公民的責任嗎？如果人言不欺謂之信，那「知言」不也是信嗎？ 

如果，多一點歷史教育，教學生「這個國家經歷了哪些來自內外的迫害與苦難」；多一點法治教育，教學生如何自我防衛、如何權利救濟；多一點公民教育，教學生如何「公共討論」、如何「自我組織」；多一點媒體識讀教育，教學生如何辨識「置入性行銷」、如何拆解「修辭」；如果這些可被視為文、行、忠、信等傳統價值在當代社會的具體表現，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被綁在傳統的話語形式當中呢？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到底這些人愛的是其形式呢？還是其精神？ 

2011年3月12日發表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