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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辨析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明的文化精神，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裡，則強調，中國文化欠缺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條件。基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殊性，故梁漱溟主張，應自創合乎中國文化精神的政治制度。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主張「透過」知識分子參與農民的團結，來「調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而「實現」所謂新禮俗的建設。

透過、調和、實現，這三者的連結如何可能？這姑且不論。梁氏辨析中西印的文化精神，相當精采；然而，他把知識分子的大傳統與農民的小傳統混同了，卻顯得含糊。梁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並將中西文化對舉，這兩點特徵，算是開了先河。然而這兩點特徵，卻也成了後來現代新儒家的通病，前者，招來了文化決定論、文化本質論、教育萬能論；後者，則忽略了，文化本身，就是被各種權力形塑出來的結果。當代的社會科學與文化研究，則分別對前後兩點提出嚴厲的批判。但批判的同時，卻也是進步的契機。

我一直覺得，現代新儒家的出路在於梁漱溟身上，不在於他的思想，在於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