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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儒學作為政治哲學的時候，總是會被扣上泛道德主義的帽子。或許這頂帽子很適合儒學的作風與性格，但把這頂帽子指認作儒學的頭腦，怎麼樣都不能說是合理的事情。更何況這頂帽子還是別人給她安上的。

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把政治問題歸結成道德問題，然而道德與政治卻是兩個不能化約等同的領域。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對政治人物課予很高的道德標準，然而高道德標準並不能解決政治問題。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也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認為要解決政治問題就要先解決道德問題，然而兩者並沒有因果關係。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

簡而言之，所謂「有些人」的見解，可以整理成以下論點：
論點一：儒學認為道德與政治緊密關聯。
論點二：儒學認為道德的缺失將造成政治的缺失。
論點三：儒學認為要解決政治問題必須從道德問題下工夫。
論點四：儒學認為要課予政治人物高道德標準。

隨著這四點論點而來的見解，可以整理成以下批評：
批評一：政治與道德是兩個領域。
批評二：道德問題與政治問題或許互相影響，但並非緊密相連。

根據這四點論點與兩點批評，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儒學把政治與道德視為緊密相連，並且以此作為理論基礎，然而政治與道德並非緊密相連，所以儒學的理論基礎有著嚴重的錯誤，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

從字面上來看，這樣的結論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這樣的「接受」，卻忽略了「道德」這個概念的複雜性與層次性。在社會運動的場合裡，不乏群眾對於政府或企業「違法」「濫權」「傲慢」「蠻橫」的抗議。在政黨競爭的媒體中，不難看到一方指控他方「欺騙」「隱瞞」「虛偽」「敷衍」的話語。這些抗議與話語，對身處在那個情境的當事人來說，絕對不只是修辭而已。在這些修辭的背後，預設著（也隱藏）某種道德意識。

由此可見，重點不在於「道德與否」而在於「是什麼樣的道德」。政治道德即使在當代民主社會，依然存在著重要地位。候選人的承諾，政治人物的操守，政黨的懺悔與反省，公務員的責任，這是否能被稱之為道德呢？憲法對於基本權利的應允，基本權利透過依法行政而獲得貫徹，尊重憲法、依法而治、基本權利保障，這些是否能稱之為道德呢？而如果誠如《人權不是舶來品》所說的，真正推動「人權」發展的，並非學說理論與國際強權，而是弱勢者與弱勢族群被壓迫的生命經驗，那末，人權又能否被稱之為道德呢？

在此，並非要把「道德」拉抬到一個無以復加的地位，而是要強調（並且記取法實證主義論爭的教訓），在討論道德時，必須小心謹慎處理這道課題──我們所討論的道德，是什麼樣的道德。儒學確實對於政治人物課予很高的道德標準，然而在傳統中國的脈絡下，這樣的道德標準，大多是以君主為對象；這樣的道德標準，也往往起著節制君權的作用。換言之，儒學或許總是以道德傷人，這樣的武器有什麼樣的意義，卻取決於它的矛頭指向何人。指向何人，如何而指，不啻是個難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儒學對於平民的負面影響，在傳統中國的歷史也沒停止過，只是這樣的負面影響，必須更細緻地來檢視，甚至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清末）的斷裂與連續，都是不能輕放的問題。

我想，這些課題、難題、問題，都不是一句「儒學不過是泛道德主義」可以帶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