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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 Scruton在《保守主義》一書當中曾提及，哲學要化作信條才能夠促成實踐。這讓我想到，儒家文化復興好些個日子了，到底有什麼功效？就我觀察，除了學術界外，儒家文化所帶來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我開始思考，我如果自詡為一個儒者，我該怎麼推廣儒家文化？推廣的意義如果只限於讓更多人來認識，那我認為這樣的儒家文化已死。我曾說：「道統不會接受那些把事情做壞的好人。」這句話意味著，道統的繼承者不只需要有主觀的信念，還要有客觀的功效。只有兩者相應，才是真正繼承了道統。也只有繼承道統，才是真正意義下的推廣儒家文化。這兩者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回應先前的論調，如果儒家文化要不死，它就必須要被實踐。然而要怎麼促成實踐？暫且不採用Roger Scruton的意見，我想先進行下面的思考：

儒家文化是如何被實踐的？

「解經」是過去常常被採用的辦法。在過去，儒家的經典被視為絕對的標準，既然是絕對的標準，就不能違背它；相反的，既然是絕對的標準，只要它支持我的言行，那麼我的言行就有了合法性。所以，解釋經典對於儒者而言十分重要。甚至，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條邏輯鍊：只要掌握了經典的解釋權，就掌握了儒者；掌握了儒者，就掌握了全國的知識份子；掌握了全國的知識份子，就掌握了全國的官僚體系，也就等於掌握了全天下。雖然事實並非如此(要考慮到統治者的介入與操作)，但無可否認的，經典的解釋權是某種權力的象徵。這就是為什麼，董仲舒、康有為談改革要用《春秋》；而王莽、蘇綽、王安石談改革要用《周禮》。

解經的形式有很多，有嚴謹的也有鬆散的，但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部份：說明經典的本意、舉出事例、分析事例、指出事例是否合乎經典、對事例作出判斷。可能在順序上或過程上會有差異或因革，但凡事「解經」就逃不出這個框架。

然而，解經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功效。因為解經會有效是建立在「經典的絕對」這個信念之上。在今天的世界裡，任何絕對的事物都受到挑戰，已經沒有什麼教條可以算是放諸四海皆準的了，在這樣的情況哩，解經失去功效是可以想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