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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看舊書，翻出了《哲學與文化‧清代哲學專題》，既然是清代又是哲學，那就免不了提到異軍突起的公羊家。網路上的資料良莠不齊，有把春秋認作孔門教科書的部落格，也有對於孔廣森《春秋通義》的研究論文。

王安石評春秋為斷爛朝報，朱熹批春秋乃係隔三重四重說，並非全無道理。假定《春秋》真為孔子寄託大義的著作，那要理解經典意義的《春秋》就勢必要認識歷史意義的「春秋」，要認識春秋時代，就不能只在思想層次上用功，典章制度、器物名用、乃至於蟲魚鳥木、聲韻音理，在這些領域裡的考究，都免不了或深或淺的努力。而這還只是春秋，脫離西周的脈絡來談東周是不可解的，又脫離商代的脈絡來談周代更是荒謬。即使毋須精確的背景知識，至少也不能夠缺乏一通盤的理解。這還尚未牽扯到商代以前的上古史哩！

OK！即使上述的工作告一段落，也還只停留在揭露文義的階段，要直追孔子本意，那就還得走得更遠了。又本意的闡發與文義的揭露，兩者的關係又不可判然二分。而且，這一切要成為可能，還必須建立在春秋真是孔子微言大義的前提上。難怪春秋總是難逃「難說、難看、難考、難明」的非難。

我想到大一國文課，老師如是說：「對宋學而言，漢學只是一部分的學問，對漢學而言，宋學根本不是學問，注意喔，根本不是學問！」或許這就是韋伯所謂「諸神的鬥爭」。每個抱著理想的人，都有自己的終極關懷，這項關懷會隨著他的投入，滲透他的生活，到最後成為他的意識型態，而如果這種意識型態支配了他的一切，那就正符合了牟宗三對於ideology的翻譯了──意底牢結。當一個人抱著理想，並嘗試實現它，這個理想就會成為他的神，而他，就必須為他的信仰鬥爭。漢學和宋學的鬥爭，根源即在於此。

我不喜歡鬥爭，但有時候鬥爭是必要的且難免的。我只求自己能在鬥爭過程中保持反省的韌性，為此，一方面，我需要讓自己即使在鬥爭中仍然常懷一顆雀躍的心；一方面，我需要讓自己能夠某些無謂鬥爭的干擾。以目前的成就來看，兩者我都不太滿意，但另人欣慰的是，都還有朝著既定的方向在前進。而現在，我想談談後者。

「把問題放在歷史的脈絡下來理解」，這是我高中三年來浸淫在課本和閒書下的小小心得。很多時候，衝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衝突的雙方持擁著互相對立的系統。任何一種命題，都沒有絕對的真假值，因為所謂的真假都是系統運作下來的結果。這就是為什麼歷史的脈絡很重要，因為系統不是普遍常存的，相反地，系統是變化發展的。而這個發展的過程，就是歷史；這個變化的軌跡，就是脈絡。

當一個人坐在你面前，不屑地注視著你，然後頗具挑釁意味的說：「對！我就是瞧不起像你這樣的下等人種。」你可能會覺得不爽。但，如果給定一些條件，我們的感受就會改變。假設這個人從小貧苦靠著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呢？如果這樣的陳述太過簡短不夠有力，那我們或許可以再添加一些補充，像是「他的父親是勞動階級而長期失業」「他的母親是非法的外籍配偶找不到工作」「父母親因為積欠卡債燒炭自殺」「寄住親戚家裡遭到冷眼對待」「就學期間因為家庭背景被同學嘲弄」「論及婚嫁的女友知悉其身世而離開」「在公司上班被同儕排擠甚至阻礙其升遷」等等。好，現在我們對於這位挑釁者增加了一點認識，慢慢能夠感受到這句話背後的悲情。那如果我們檢閱他的經歷，很驚訝地發現，他不久前才透過自己的人脈關係讓一場勞資糾紛和平落幕，儘管身為異性戀的他卻年年參加同志大遊行，而他捐出了大筆善款給各種關懷弱勢的基金會，更甚者，他是某慈善團體得長期志工。那末，我們不禁懷疑，那句「對！我就是瞧不起像你這樣的下等人種。」不過是他剛從政府官署前抗議回來感慨之餘所發出的小小反諷。

即使是同樣一句話，放在不同的情境裡，就會展現出不同的意義。

而我深諳此道。從他者的語氣或文風去探究其預設的言說對象，這對我不算難事。一個人講話，總會預設他講出來的話「是要講給誰聽的」，預設的言說對象不同，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對於概念的界定也會不同，而這些不同又會回過頭來影響概念組合的不同，最後，形成語氣或文風的不同。簡單來說，這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在上頭，我虛擬了一個情境，情境中，「某甲」對「某乙」挑釁。我透過概念的操作，嘗試將「某甲」的挑釁，從乍看下粗鄙的言語轉換成反思後的諷刺。而如果我將「某甲」的言說對象「某乙」，設定成一個──整天只會在網誌上寫些悲天憫人的文章發表那看似優雅的悲傷哀痛，但是走過地下道時對腳邊的乞丐卻連個眼神都不肯給的──中產階級子弟，那末，「對！我就是瞧不起像你這樣的下等人種。」這句話的力道就會更強。

即使是同樣一句話裡，言說對象不同，意義也會不同。

以這個觀點來看世界，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實在存有著太多太多的誤會，誤會的鑿因，不只是系統與系統間的差異，還有對溝通的放棄。放棄了溝通，就喪失了認識彼此的可能性，而理解和同情都潛藏在這種可能性之下。

人的偉大之處，不就在於那無窮的可能性？放棄了這種可能性，人與禽獸，幾希？很遺憾的是，即使理論上的建構如此凜然，但要把這種良性溝通落實到具體生活上，需要不少功夫的鍛造與淬煉。我在這修養功夫上頭用力不足，還達不到那種境界。

所以我依仍免不了與人鬥爭──當然如果不喜歡這個詞可以代換成其他：吵架、戰、批鬥、抨擊......等等。而我發現，根據經驗──不管是自己的經驗還是旁人的經驗──鬥爭的開始，來自於缺乏互信。可能是不熟，可能是偏見，無妨，互信很脆弱，崩解的原因可以很多，而這些原因彼此間往往具有回饋的作用。這就和人類的感情世界一樣，要找出真正原因很困難，但結果卻顯而易見。

2008年，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鬥爭中確認自己的理想。總統大選、系學會會長選舉、學生會會長選舉、迎新宿營、許月如的大陸社幽靈、野草莓、如果有一天當官妳會怎麼做、菸害防治新法，或深入、或淺嚐、或事不關己、或本身就是決戰點。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我任憑那誤會起滅。可笑的是，即使我積累了這麼多的心得，當親自身陷衝突的當下，即使我能夠輕易看出衝突為什麼發生，我卻無能同等輕易的去阻止衝突發生。或許正是因為我對於「意義」的轉換太過敏感了，我自己在講話時，往往忽略了聽我講話的人並不是我，對我而言如此不證自明的東西，對他而言可以是難以想像的。

我以為溝通能夠解決問題，所以習慣性地放低姿態，和解的前提畢竟是雙方都要讓步。我以為這樣的讓步可以促成共識，事實卻往往不然。當互信被破壞時，一方自以為的釋出善意，另一方看起來可能是種傲慢。趙汀陽在《觀念圖誌》中不是這麼消遣哈伯瑪斯嗎？「對話是兩點最間最遙遠的線。」

這讓我很困窘。當溝通不再可行時，民主還有什麼意義？當然，如果把問題全部歸給自己，自然就能替民主找到出路──因為我個人的修養不及格，才會導致溝通被放棄，既然是我個人修養的毛病才會使得溝通不可行，那自然就毋須牽拖那民主的意義。這不無道理，我也承認其中的真實性。但這只是把頭從問題眼前轉了過去。我作為我，是這個社會的產物，他者作為他者亦然。今天，「他」和「我」兩者放棄了溝通，不管原因是出自「他」還是「我」，一方都無能去克服另外一方的侷限性，雙方都無力去挽回這註定零和的賽局，那末，放棄溝通必然是這個社會下種種互動關係的最終命運。

當然，這麼說很不嚴謹，很不具「科學性」。但這沒關係，我不是要述說一種真理，我只是想突顯我的焦慮。

到此，讀者可能覺得我的邏輯頗為混亂。又要「鬥爭」，又要「溝通」，那到底要不要鬥？通還是不通？雖然邏輯混亂的批評有效──別得不提，這篇文章本來就是拼湊而來──但「鬥爭」與「溝通」的雜淆，其實也是個假問題。我所謂的「鬥爭」，是良性「鬥爭」，是要以一種理想去戰勝另一種與其對立的理想。對立不必然矛盾，而理想往往附著於具體的事例上。良性「鬥爭」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個「說服」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個「溝通」的過程。當「溝通」被放棄後，良性「鬥爭」就會轉化成惡性「鬥爭」，惡性「鬥爭」較量的就不是誰能說服誰了，而是誰能逼誰屈從，各種利益權勢在這個時候就會尬了進來。我不徹底否定惡性「鬥爭」的意義，但我知道憑藉惡性「鬥爭」所達成的暫時性勝利，並不值得高興。

和幾位學長聊及野草莓，談話中迸出一句：「我愈來愈不懂了，為什麼要民主？」那個問號畫得好大好大。和兩千年前春秋經上的「春王正月公即位」，遙相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