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Nussbaum之《正義的界限》，沒通幾個字，卻甚為感動。
全篇不曾提及儒學（作者自道非西方世界中她唯一有能力批評的對象只有印度的政治史），但當她在為「能力取徑」辯護時，我卻不時想到《論語》《孟子》，也難怪蔣年豐在《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中要繞著羅爾斯大談社會契約論了，沒能看到他與Nussbaum的對話，是儒學與當代思想的遺憾。其實，當西德基本法將〈基本權利〉一節置於憲法之首、以「人性尊嚴」作為開頭，當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在「理性」之後加上「良知」，當女性主義呼喚著把「盎格魯薩克遜資產階級男性」以外的生命經驗納入法學思考，當「賦權」與「培力」成為民主政治的目標與價值，就某種觀點而言，這就是儒學的勝利。
上述云云，除了中華民國代表張澎春在人權委員會上曾提出修正動議外，其他種種，皆與傳統中國的儒學皆無絲毫瓜葛。但這或許只是證明了，儒學作為一門學問的真實與普世。
全篇不曾提及儒學（作者自道非西方世界中她唯一有能力批評的對象只有印度的政治史），但當她在為「能力取徑」辯護時，我卻不時想到《論語》《孟子》，也難怪蔣年豐在《海洋儒學與法政主體》中要繞著羅爾斯大談社會契約論了，沒能看到他與Nussbaum的對話，是儒學與當代思想的遺憾。其實，當西德基本法將〈基本權利〉一節置於憲法之首、以「人性尊嚴」作為開頭，當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在「理性」之後加上「良知」，當女性主義呼喚著把「盎格魯薩克遜資產階級男性」以外的生命經驗納入法學思考，當「賦權」與「培力」成為民主政治的目標與價值，就某種觀點而言，這就是儒學的勝利。
上述云云，除了中華民國代表張澎春在人權委員會上曾提出修正動議外，其他種種，皆與傳統中國的儒學皆無絲毫瓜葛。但這或許只是證明了，儒學作為一門學問的真實與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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