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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賢曾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有這麼嚴重嗎？這我倒不以為然。可是孔子他的偉大，這我卻是相信的。

有一個人，他曾問我：「孔子偉大在哪？」面對這個理所當然的問題，我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只好用三言兩語的敷衍過去，他對我的回答不甚滿意，而我也把這個大哉問就此銘記在心。思考了良久良久，我好像有些懂，又好像有些朦朧。

孔子自稱其「述而不作」；然而，無疑的，他為中國自夏商周以來的思想做了一個小結，而這個小結其實也可以一言以蔽之：「仁」。仁者，若單單從字面上來看，是「人二」也可以是「二人」，這兩個人，其實就象徵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如果我們從論語中看「仁」，會發現這是孔子最為推崇、卻也最為模糊的一個「概念」。雖然「仁」字光在論語中就可以有很多的詮釋，但有一點是少是我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仁」乃人類的生命意義之所在。

一旦我們有了這個認知，那「仁」字就好解了！

今天，我們已經很習慣了用「目的─手段」這個二元結構的思維方式來探討一個問題。可惜，這種思維方式有它的侷限性。當我們把一切的行為都分析成目的與手段的關係時，往往會呈現出一種假象：彷彿所有行為的背後都可以化約成一連串的利害關係，而我們人生於世就是像個機器般，一舉一動都受到趨利避害原則的制約。我並不是說，人類的行為並沒有趨利弊害的傾向，我要強調的是，「趨利避害」只是對人類行為的描述與假定，不應該把它拿來當做「人類的生命意義」之解釋。換言之，人類的生命意義不應該被當作一種「目的」，之所以說不應該，是因為：生命本身就是意義的呈現，這種意義是內在於人類本身的，如果向外探求意義，那終究將對生命意義產生懷疑、失落、甚至絕望。

接受了上述的看法後，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孔子對「仁」會有這麼多的詮釋。因為，「仁」不是一種目的，它是要在實踐中體現的，「仁」一體現，我們便會感受到生命是充實的，當我們以為生命是充實的之時，自然就會認為「仁」是生命意義之所在了。而所謂在「實踐中體現仁」的「實踐」，其實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這也是為什麼仁字會有兩個人了！

孔子修六藝，他的用意何在，我不敢肯定，但我願意大膽一猜。詩者，教人如何適度抒發情緒；禮者，教人如何在體制中進退得宜；樂者，教人如何與他者和諧相處。詩主情、禮主敬、樂主和，一以文教、一以事教、一以音教，三者殊途同歸，用意都在培養一個健康且開放的人格。書者，將政治與道德並立，以求在管理中取得進步與和諧的平衡。易者，闡明天地間陰陽變化之理，一卦一爻皆是於殘酷的現實世界中求生存乃至於成大業的準則；春秋者，每一次的褒貶，都是在給這個灰色的社會一個黑白是非。書、易、春秋，各有政、史、哲的性質，又各別偏執一方，所要陶鑄的，是一個能夠心懷童心又腳踏實地的改革者。而要改革的，是天下，天下人的天下。要改革成什麼樣子呢？雖然孔子曾言及大同世界，但我想他應該也知道那只能是個夢想。

改革必須是永不止息的，因為改革本身就是辯證的過程，有正有反就有合，舊的「合」會變成新的「正」。而任何一種消除對立面的存在，都不免是有害的。常保對立面的存在，即為中庸。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道理在此。

可是這不斷的改革，意義究竟何在呢？這就要回歸於「仁」了！要在實踐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