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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將之在〈二十世紀日本學界荀子研究之回顧〉裡，提到菅本大二對於荀子的分析，他指出：荀子的「禮」往往被比擬為各種度量器，而「禮」的這種內涵是在孔孟思想中所未見的。而《荀子‧禮論》中對於「禮之起源」的看法，則有「從人偽中產生」和「從太一中產生」的兩種觀點，而荀子之前的法家文獻中，對於「法之起源」的看法，也有這兩種觀點。菅本不只注意到荀子的「禮」與法家的「法」有某種關連性，也注意到在荀子思想中，「禮」是高於「法」的，而兩者的位階關係則是透過荀子的「類」概念來操作。

從此分析可以看出幾點有待探究的問題：第一、孔孟思想似乎並未對「制度」投以太多關注，荀子思想就儒學傳統而言，可以說扮演著一個轉折的角色。第二、荀子思想似乎對漢代的律學起著某種作用，菅本大二在此以春秋決獄為例，不過，菅本對荀子與董仲舒之間的關係有何見解，在〈回顧〉一文裡無從得知。

孔子對於「成文法」是抱持著戒心的。晉鑄刑鼎，《左傳》便記載有孔子「貴賤無序」的批評。或許有不少人對此批評不以為然，但務必要注意的是，傳統中國法的「刑／法／律」，並不具有太大的正面意涵，甚至可以說，傳統中國法下的「刑／法／律」，本身並不具有價值，其價值乃是依附在某種更高的價值之下。原因有二：所謂「西方傳統」可以希伯來文明與希臘文明為源頭，惟不論是希臘還是希伯來，兩者的「法律」皆與「神」（或某種超越性）緊密相關，然而自先秦至清末，「法律」卻一直與所謂超越性絕緣，此其一；先秦時期，「法律」一方面被當成實現政策目標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制定「法律」之權柄總是掌握於在位者手中，隨著編乎齊民的發展，「法律」作為在位者的政策工具此一現象，就變得愈來愈明顯，此其二。這兩點原因，前者屬於價值根據的觀察，後者則屬於歷史現象的觀察。撇開細節不談，如果顧慮到這兩點觀察，那孔子的批評就可以被理解。由此可見，『孔孟思想似乎並未對「制度」投以太多關注』這段話有待修正，畢竟，「未著墨」與「不在乎」與「沒有意識」三者是不同的。

孔子對「周禮」情有獨鍾。然而其所愛之「禮」所從之「周」的內容為何？他之所以「愛」之所以「從」的理由為何？是否皆適宜以「封建秩序」一筆帶過，其實值得探究。對於「成文法」的戒心，除了擁護封建秩序外，或許還有其他考量？孔孟思想對於形式規範（不論是道德規範還是法律規範），就我目前的感覺，似乎都是抗拒的。然而這樣的抗拒，是否就等於排斥？我想未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