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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管理方面有著不少經驗，所以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個程度，這也就驅使我傾向於選擇對我而言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非最良善的。前者構成了我所謂「妥當的」一詞的必要條件；後者構成了我所謂「正確的」一詞的必要條件。

我自信，對於謀求班級的穩定，這樣行使服務股長的權力是妥當的。楊宗穎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妥當的事就該是正確的事，我在感情上支持他，但只能是感情上。然而，不可否認的，我做了一件我認為妥當的事，卻是一件我認為不正確的事。

楊對我的要求不多，說真的，他只要我道個歉──甚至還不必──只要表示出愧疚的意思就可以了。但‧我認為我必須堅持我的立場，因為我不認為這樣有什麼不妥當。

於是，我在此提出幾個解決的辦法：一、由全班同學採多數決決定什麼樣的事情可以列入勞動服務的項目之中；二、由違規同學擔任值日生，但值日生的工作項目必須增加；三、換掉服務股長。辦法一太麻煩，畢竟全班同學對我和楊的辯論本身興趣缺缺，即時強行通過也是問題一堆；辦法二也麻煩，如果違規同學「用」完了，那該怎麼辦？違規同學擔任的值日生和普通同學擔任的值日生又要有什麼差別？要怎麼執行？要怎麼監督？辦法三最乾脆，我個人也最推薦這個辦法。

為了以示負責，我也願意辭去歷史助教的職位。而這剛好可以給班上同學起個模範作用──權力愈大，責任愈大。而對於那些做錯了事還不承認自己做錯了的人，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再讓他做事。這就是我的結論。

然而，說了這麼多，我還是不免要發些牢騷。班會進行的同時，地理小考仍在進行，我尊重地理助教的決定(換作是我我也會這樣做)，但，令我傷心的是，很多同學對地理考試的興趣很明顯高過於對班級事務的興趣，這又不得不讓我們憂慮，以民主為價值的台灣，它的未來該怎麼辦？當然，廖羽清在班會上的一席話也使我印象深刻，他的意思大概是要我和揚兩人討論出結果後再交付全班同學討論，這樣比較有效率。回首此論，不無道理，但我卻以為，難得有一個沒有壓力而可以自由對話的時間與空間，為什麼要棄絕全班同學參與班級事務的機會？我承認我和楊的辯論並沒有帶來實質上的助益，但，這難道不能夠刺激班上同學對班級事務反思？這場辯論牽扯到了許許多多法治與人治、理論與實踐、應然與實然等等富饒思辯價值的政治問題，這難道不值得全班同學一起找出共識？即使沒有共識，這溝通的過程本身就是民主的意義所在。

因於大家對政治的漠視，我把地理考卷上的答案擦去，以示抗議，並在封面寫到：「政治是每個人都該關心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