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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夜晚，搭乘捷運來到士林王家的抗議現場。有些人批評，王家沒有積極捍衛權利，甚至刻意拉抬價格。王家對前者的解釋是「已經拒絕過了建商」，對後者的解釋是「只是想要逼退建商」。要不要聽信王家的解釋，見仁見智，但我想關鍵在於：為什麼王家不想要（無論是嫌錢太少還是出自六代祖產的情感），建商可以拿？而政府可以拆？

隔天凌晨，在警察強制驅離的過程中，右手手腕留下了兩個面積各四平方公分的傷口。花了八百元驗了傷，本來只是想要作個紀念，卻陰錯陽差地參加了三月二十九日的記者會。

其實我不太想發言。一來是我受得傷不嚴重，實在不想要過度渲染自己的遭遇；二來是我既然到現場也就有了流血的心理準備，警察粗暴歸粗暴，但勉強還在「慣例」的容許範圍內；三來我其實有點擔心這會混淆都更條例修法的訴求。

當然，這絕對不是正當化警察的作為，在中華民國憲法所揭示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下，警察本來就該具備溫和應對抗議者的能力，而《集會遊行法》與《警察職權行使法》以及相關行政命令也都受到比例原則的拘束，即使「我覺得自己沒這麼慘」，但是「我仍然有權利要求警察」。況且，儘管這些要求對我而言沒這麼迫切，但街頭是弱勢者的媒體，我不需要並非意味著別人不需要。如果我的發言能帶來些許改變的可能，又為什麼不作呢？

記者會，對我們這些無役不與的抗議者、對尤立委這樣經驗老到的代議士、對圓滑老練油腔滑調的警政署官員、對拍照攝影提問的媒體從業人員來說，都只是一個「工作」，可以作得行禮如儀而進退得體。但今天現場來了王家的族人，為整個記者會，帶來不少意外。當麥克風傳到王家手中時，每個人講著講著，都不免以哽咽作結，麥克風每換一人，我的眼眶就要模糊一次。

最最難過的是，王爸爸講到一個段落，突然站起來，對現場學生說，對不起，害你們受傷了。王家有位阿姨甚至哭著對攝影機喊叫，向我們的家長道歉。

我很愧疚。畢竟，付出的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