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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此章可拆為首中末三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首中二句的『說(悅)』和『樂』所指乃兩種正面的心境。三句表面上都是反詰，語意上則是皆「條件─結果」的結構。『悅』是學而時習之的結果，『樂』是有朋自遠方來的結果，『君子』是人不知而不慍的結果。如果仔細品味「不亦......乎」這套句型，可以發現，這裡的條件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換言之，悅樂君子不必然來自於這種種條件，但這種種條件卻能導出悅樂君子這樣的結果。而在首中兩句當中，心境(悅、樂)是一種結果，但是在末句裡，心境(不慍)則變成條件的一部，『君子』──作為一種評價──才是結果。

君子原本的指涉對象乃是貴族，但是在《論語》當中，孔子將君子的意義徹底扭轉過來。一個人被稱做君子，不再是因為他的階級地位使然，而是因為它具有某種特質，或者該說，某種德性。君子這個詞項，依仍保持其優越性，只是指涉對象不同了。此即孔子之「溫柔革命」。牟宗三以為，孔子將以往高高在上的「天」拉到「人」心裡面來而成就了「仁」，「仁」重新展現了人作為人的主體性(而不再從屬於天)，此說備為參考。

《論語》之學約有四義，茲各舉一例：志於學(為政)、不如丘之好學(公冶長)、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則以學文(學而)。四者之學有高低之序列：志於學之學，在於「覺」；好學之學，在於啟發自己的聰明，使自己能夠突破既有的局限；學思之學，在於學習，相對於思辯，前者感受於外，後者操作於內；學文之學，在於修練研考某種對象，並吸收之。「學而時習之」之學，無從限定為哪一義，也沒有必要限定。

時，應解為「適時」。若從語境判斷，《論語》中的「時」無一字解作「時時」，在《論語》中「時時」這個概念多以「三月」「終日」等詞項來表示。

習，應解為「實踐」，可參〈孔子世家贊〉中「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一句，此句之習並非只有排練的意思，還帶有展演的味道。朱熹解「習」：鳥數飛也。蓋學之不已，有如鳥不間斷振翅而飛之樣貌。鳥之振翅，乍看之下似是重複的動作，實際上卻是持續的調整、適應、平衡，這是一種歷程而非一個動作。由此觀之，習不只是模仿然後再現，而應該說是理想的接續與落實。但若在此即言「理想」，便有些推敲太過。就字面上來看，應解為：學而時習之，乃是所學的適時實踐。而這種實踐，必須被放在歷史的脈絡下來理解──所謂適時，不僅有「因為當下這個時點之可行所以實踐」的意思；還有「因為當下這個時點之需要所以實踐」的意思。『悅』來自於實踐的成就。如果套用黑格爾的用語，那不只是個人的成就，也是絕對精神的成就。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有朋自遠方來之「朋」，不只是單純的友人，這個朋字，本身就承載了兩人共同的所學。這個所學是不是與「學而時習之」之所學為同一者？不必定死，定死就扼殺了《論語》的開放性，而這乃係編者(有子？)如此苦心經營之用意。有朋自遠方來，乃是為其所學而來，或者該說，乃是為討教所學而來，討教本身又是一個「學」，只是用討教這個詞項太過限縮。「共同的所學」，預設了一種默契，這種默契不應該被語言給框住。就討教言，可引歐陽修〈遙思故人〉：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遙知天涯一樽酒，能憶天涯萬里人。」就默契言，則參王維的〈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而學而時習之『悅』，可看曹植〈典論論文〉之結；有朋自遠方來之『樂』，可見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之喻。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末句一出現，就把『君子』和『悅』『樂』掛勾起來，同樣視為是人生於世的欲求。人不知而不慍的「不知」，可以從首中兩句來理解。「學而時習之」，是自己的成就在客體上獲得肯定；「有朋自遠方來」，是自己的成就獲得其他主體的肯定。前兩者都是某種形式的「知」。惟「人不知而不慍」，是在沒有獲得認何肯定的情況下，人的心境也不會因此而有所起伏，要做到這種，必須對自己的存在具備相當的信心，這信心的來源，就是自我肯定。不慍，用『不』和『慍』這種「否定負面性」的組合，揭示了一種徹底的平靜，這在《論語》裡頭被認定為一種正面的心境，由此回顧此章作為〈學而〉第一張末句、〈學而〉作為《論語》第一篇的用意，可見儒學對於「主體性」的重視。

綜觀首中末三句，此章在勾勒一幅儒家精神的樣貌。以『悅』『樂』『君子』為人的欲求，可見儒學並不一味否定欲求。但是在句型上，反詰語氣的效果不在於「鼓勵人們竭能盡力去滿足這些欲求」而在於「提醒人們這些條件可以導出這樣的結果」。這不是教訓，而是反省。很多條件都能夠導出『悅』『樂』『君子』等結果，但為什麼《論語》要選擇這三種？我們可以料想，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儒家精神的表現，換言之，這三種條件，是儒家精神所肯認的價值。選擇和放棄乃是一體兩面，選擇了紅玫瑰就放棄了白玫瑰，反之亦然。當孔子──作為儒家的大宗師──以反詰語氣娓娓道出這三句話的同時，他不只是一段摘錄，也是儒家精神的宣揚與主張。

學而時習之，不能夠擺脫歷史的脈絡；有朋自遠方來，不能夠擺脫社群的網路。前兩句，可以用幾種範疇來把握：「客體─主體」「自己─他者」「時間─空間」。「客體─主體」範疇指得是成就的肯定來源，一種是在客體上(時習之)護得肯定，一種是獲得其他主體(朋)的肯定；「自己─他者」則反是，學而時習之的要角是「自我」，有朋自遠方來的要角則是「朋(他者)」；「時間─空間」，一是『時』字，一是『遠』字。而『悅』與『樂』，又有內隱與外顯之別。可見，前兩句的結構，既是平行的(可互相對比)，又是垂直的(有位階之高低)。但到了第三句，這些範疇都不再有效，或者該說，都被超越了。『君子』是一種獨立圓滿的存在，無所待，也無所為(ㄨㄟˋ)。所以人不知，不慍。因為他自知，所以自我肯定。而這個自知，就是「覺」，也就是『學』字的最高義。有意思的是，佛，係覺者的意思。

王安石〈夢詩〉：「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或可備為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