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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新儒學姑且不論，台灣儒學一詞的出現，似乎已有十餘年。若就專書來看，有陳昭瑛的《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與《臺灣與傳統文化》，潘朝陽的《臺灣儒學的傳統與現代》；若就學術社群來看，台灣大學曾有「台灣儒學與教育文化研究室」之計畫，建國科大則有以許炎初為代表的「建國儒家」之倡議。當然，以上種種，僅為初步的蒐羅網集，更完整的輪廓，仍有待一番工夫。

儘管如此，綜觀既往研究，雖有立基於台灣經驗的儒學研究，卻少見正面回應台灣社會問題的儒學研究。一方面，受限於威權體制與冷戰格局，戰後儒學研究要不有口難言，要不挺身於反共陣營，雖有少數例外，整體而言，卻逐漸喪失儒學的批判力。一方面，儒學與中國文化與漢族中心主義三者間的連結，始終糾纏不清，而隨著台灣意識的覺醒，在封建落後保守反動之外，儒學又被貼上不愛台灣與反台獨的標籤，這本非問題，問題在於儒學卻悶不吭聲。

批判力與在地意識的闕如，可以說是當代儒學的盲點。

當台灣社會崇拜經濟成長，當台灣社會信仰開發至上，當台灣社會對公共議題感到麻木不仁，當台灣社會朝著新自由主義化（私有化、商品化、金融化）大步邁進，欠缺批判力的儒學，無能力挽狂瀾。當台灣社會在追索自己的根，當台灣社會在檢討過去的錯，當台灣社會在反省過去的恨，與中國畫上等號的儒，卻被排除於──同時也自外於──台灣主體性的重構過程。儒學重視義理與修養，但是當義理與修養與社會實踐脫了節，儒學也就與社會脫了節。

在此，我無意否定既往的（台灣）儒學研究，我想要採取的嘗試，毋寧是以既往研究為基礎，重建儒學的批判力與在地意識。本於這樣的嘗試，我所謂的台灣儒學，並不僅僅是在台灣曾經出現過的「儒學」（例如書院、鸞教、詩社），也不僅僅是在台灣從事研究的「儒學」（例如當代新儒家），前者屬於台灣史的範疇，後者則屬於思 想史的範疇。我所謂的台灣儒學，是將台灣與儒學放置於一個對話關係，以台灣的經驗來豐富儒學的內涵，以儒學的實踐來回應台灣的挑戰。以此為前提，我姑且將台灣儒學的課題分成六個科目：安身、為政、行道、德治、禮運、立命。這六個科目各自對應但儒學的六個關鍵概念：學、正、道、德、禮、命。

安身科，問得是「何以安頓身心」，屬於義理學與修養學的範疇，是向來儒學的長處，也是儒學之所以是儒學之處。立命科，問得是「如何面對共同體的存在」，屬於文化研究之範疇，此幾乎為向來儒學之所無，卻勢必為台灣儒學之所以為台灣儒學關鍵之處。行道科，問得是「何來所謂理想」，屬於政治哲學的範疇；禮運科，問得是「如何看待共同體的歷史」，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向來儒學對此兩者雖有著墨，卻少有能採納政治學、社會學、史學之洞見者。德治科，問得是「為何重視道德」，在當代社會，道德與法律雖然分化成兩個領域，但道德問題與法律問題卻仍然緊密相，故屬於倫理學與法理學的範疇，向來儒學對此意見甚多，卻也最為雜亂。為政科，問得是「為何從事改革」，屬於實踐學的範疇，實踐學意指實踐理想之學，有策略、有權謀、有計畫、亦有信念，兼及義理與修養，又涉及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寓修養於改革，寄改革予修養，是向來儒學欲言卻未能言之所在。何以安頓身心，問安頓之本源；何來所謂理想，問理想之方向。為何重視道德，因為要從事改革；為何從事改革，出自於重視道德。如何看待共同體，其實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如何面對共同體，其實也是如何面對自己的存在。

誠然，種種範疇僅為概略分界，赤手空拳面對問題，本來就不必帶有太多預設，劃定範疇，亦僅為方便討論而已。

以上，茲為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