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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運，意謂禮之運行。「禮」起源於祭祀，三代以降，遂成社會體制，孔子稱之為「周文」。祭祀涉及天人關係，社會體制涉及尊卑位階，而無論是天人關係抑或尊卑位階，都涉及到「等級」的問題。陳澧《東塾讀書記》稱《論語》中提到「禮」者，約有四十餘章，主要是就敬、讓、約、節、儉、和、質、文為說。如此看來，儘管孔子讚嘆「吾從周」，但孔子從得是乃禮之所以然，而非禮之表相。禮既然涉及「等級」，所謂禮之所以然，也不過是強調：在什麼樣的位階關係，要有什麼樣的用心。

下位者竭盡所能，上位者自我節制，為政者能屈能伸，為學者知所進退，祭神在虔，事親在敬。竭盡所能而自我節制，是對他的要求，也是對己的約束，正是基於這種「互相」，體制才得以保持生機。屈伸進退，是在探求群己關係的平衡，正是基於這樣的「協調」，社會才得以維繫秩序。沒有了虔敬，禮只是空洞的辭藻和儀式，正是基於這樣的「真誠」，社會體制才不至於淪為虛偽。孔子以「仁」為禮之本，在規矩、習俗、慣例之外，「禮」更為一種價值。禮之運行，即這種價值的實現，故而是社會體制的進化。

《文心雕龍》〈儀禮〉謂「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在當代台灣，這個「立體」且「制範」的根源，便是1947年以來的憲政實踐。立的體是台灣共同體，制的範是憲法規範，而台灣共同體依循憲法規範而運行的過程，便是憲政實踐。台灣的憲政實踐，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但隨著一波接著一波的民主化運動，卻得以開創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甚至長出台灣文化的幼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發人深省的是，恰恰是執政者遺忘了自己的責任，恰恰是執政者壓抑了他者的發聲，恰恰是執政者將憲法規範視為具文，才促成了民間起而反抗，才推動了社會體制的進化。由此觀之，互相的反面是單向，協調的反面是專制，真誠的反面是虛偽，一個單向、專制、虛偽的社會體制，勢必要朝向互相、協調、真誠進化。而這個進化，乃是整個共同體努力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