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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章．夢想

〈歡聚歌〉

就我而言，「為什麼要投入心力在一件事情上」，是一道值得思索的問題。這道問題再加上我對於理論化以及整全化的興趣，就成為了追求我生命信仰的動力。而我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位置，我也不排斥宣稱自己是個「儒學主義者」，困難之處不在於表態的勇氣，而在於釐清「儒學」的指涉與內涵。

我自己對儒學下的定義是：以孔子的生命傳記作為價值根源的思想。當然，傳記的具體內容為何？價值的立論基礎何在？這樣的思想如何可能？這些問題，涉及到考古學、史學、文學、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關懷的不同，出發點的不同，視角的不同，得到的結果也不同。認為孔子傳承六經的人，自然就會把詩書禮易春秋當成永恆的典範。認為孔子位居素王的人，自然就會在斷簡殘篇中發現許諾著世界大同的預言。認為孔子與天人合一無入而不自得的人，自然就會把其言行舉止奉為立人極之圭臬。而儒學的體制化──如同其他宗教信仰的體制化──那些選擇與君／父／夫權威站在一起的人，自然就會在四書五經裡頭找到鞏固自身利益的資源。

我熱愛權力，但我也深知權力腐蝕人心之深之急。熱愛權力，所以不排斥舒展自己的影響力。深知權力腐蝕人心，所以對於那個「位」──不管是掛名的頭銜抑或發言的場合──總是能免則免。權力與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追求理念就會欲求權力，追逐權力也會要理念為之妝點。政治行為勢必是多重性的，那是利害、慾望、衝動、願景的疊合交錯。

學生自治當然是政治的場域，毋須贅言。可以多說一點的是，為什麼我願意投身這個圈子（有些人不喜歡『圈子』這個詞，但我用在這裡，就是要強調這個場域的封閉性）。在第二十一屆的福利部，我認識到專業分工與組織行動的重要性。在野草莓的廣場，我目睹到欠缺互信基礎的合作，會讓一群美好的人作出醜惡的事。在百大維新的過程，我發現只要把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建立起來，就可以創造許許多多的可能。在學代大會的議場，我明白不僅一個人難以成大事，散漫的一群人也難免事倍功半。在九十九學年的下學期，我擔心這個網絡看不見自己的問題。在東亞青年論壇之後，我焦慮這個好不容易略具規模的網絡將從此潰散。慶幸的是，事態的發展沒有這麼糟糕。

前些日子，一群自詡左翼的團體舉辦了場「反高學費論壇」。說是反高學費其實不太恰當，正式名稱其實是：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反學費論壇。不少朋友參與其中，因緣際會下，我也印了該場論壇的會議手冊，趁著在清華大學陪考的空閒，讀了與會人士發表的文章。細節不論，姑且整理一下草率瀏覽過的心得。

簡單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大學同時扮演著雙重角色：生產知識的工廠與訓練優質勞動力的養殖場。以往，研發乃是屬於個人的事業，但隨著資本主義的蓬勃興盛，研發所帶來的「創造性壟斷」效應逐漸受到重視，國家與資本家逐漸嘗試將「研發」收攏到自己的支配下，現代型大學，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而來。

近來教育部公布《高中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課綱》草案，引起不少爭議，然而討論的焦點，或問「考或不考」，或問「該怎麼教」，有些人關注「為什麼是中華文化」，有些人關注「為什麼只有儒家」。然而，儘管12年國教早已成為教育部的政策目標，卻少有人關注「文化基本教材在義務教育中所發揮的功能」，也少有人問「文化基本教材到底有沒有必要」？

高中教育作為義務教育，限制著青少年的行動自由，一星期5天，每天最少9小時，雖然很難說這樣是「健康的」或「好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這樣的制度安排，對台灣社會似乎是不得不然。既然非得階段性地接受這種「每周5天加上每天9小時」的課程規模，如果我們希望高中生活得更有成就感、更有樂趣、更有尊嚴，那調整義務教育課程的授課內容與授課形式，就是在條件限制下漸進改革可能選項。

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辨析西方、中國、印度三大文明的文化精神，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裡，則強調，中國文化欠缺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條件。基於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殊性，故梁漱溟主張，應自創合乎中國文化精神的政治制度。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主張「透過」知識分子參與農民的團結，來「調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進而「實現」所謂新禮俗的建設。

當儒學作為政治哲學的時候，總是會被扣上泛道德主義的帽子。或許這頂帽子很適合儒學的作風與性格，但把這頂帽子指認作儒學的頭腦，怎麼樣都不能說是合理的事情。更何況這頂帽子還是別人給她安上的。

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把政治問題歸結成道德問題，然而道德與政治卻是兩個不能化約等同的領域。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對政治人物課予很高的道德標準，然而高道德標準並不能解決政治問題。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也有些人會說：儒學總是認為要解決政治問題就要先解決道德問題，然而兩者並沒有因果關係。所以儒學有著嚴重的錯誤。

很多人知道我的興趣在於儒學，都很驚訝。可能覺得冒犯，可能覺得興趣不需要理由，也可能已有成見，所以很少有人會認真問我，「為什麼？」很可惜地，當好不容易有人問到為什麼的時候，我往往不能給出一個明快清楚的答案。我常常會先來一句，「不同時期的我嚮往儒學的原因也不同」，來緩和一下場面。但大多數的人都把這句話當作結語，而非引言，至於追問下去的人，則又更少了。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必須要盡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君子」。

想要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就要從自己的生活周遭開始。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為政」。

搞政治的人要努力避免墮落與腐敗，搞運動的人一不小心就有運動傷害。每想到這裡，我就想到儒學的「修養」。

寺田浩明的〈「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一文，乃是他對傳統中國法研究的小結。帶學弟妹基法讀書會時讀過一遍，修習王泰升老師「華人法律傳統」又讀過一遍。每一次讀都有不同的領略，固然令人心喜；每一次讀都發現到先前的散漫，卻也令人心寒。以下，是目前對「傳統中國法」的理解，想到哪寫到哪，只能算是備忘。

佐藤將之在〈二十世紀日本學界荀子研究之回顧〉裡，提到菅本大二對於荀子的分析，他指出：荀子的「禮」往往被比擬為各種度量器，而「禮」的這種內涵是在孔孟思想中所未見的。而《荀子‧禮論》中對於「禮之起源」的看法，則有「從人偽中產生」和「從太一中產生」的兩種觀點，而荀子之前的法家文獻中，對於「法之起源」的看法，也有這兩種觀點。菅本不只注意到荀子的「禮」與法家的「法」有某種關連性，也注意到在荀子思想中，「禮」是高於「法」的，而兩者的位階關係則是透過荀子的「類」概念來操作。